1955年冬天，35岁的张爱玲与64岁的胡适相约在纽约街头，本想寻求胡适接济的张

1955年冬天，35岁的张爱玲与64岁的胡适相约在纽约街头，本想寻求胡适接济的张爱玲，发现两个人同样落魄。胡适一家挤在简陋狭小的公寓里，张爱玲也只能申请住到“救世军”的难民营。 1952年的香港，弥漫着一股看不见的疑虑与猜忌。张爱玲从上海到香港后的第一份工作申请便遭到了拒绝，理由是她被怀疑可能是内地派来的特务。 这样的遭遇并非个例，在那个风声鹤唳的年代，许多从内地来港的文化人都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因为政治形势的变化，很多人的才华都被蒙上了一层政治色彩的阴影。 好在张爱玲早年在上海的文名还在发挥余热。凭借＂才女作家＂的名气，她终于在美国驻港领事馆新闻处找到了一份翻译的工作。 这份工作虽然并不能完全解决她的经济困境，但至少能维持基本的生活开销。在香港的日子里，她始终保持着写作的习惯，仿佛这是她与过去唯一的联系。 1954年，张爱玲完成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秧歌》。这部作品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广泛关注，《纽约时报》的书评专栏甚至连续两次对其进行评论。 就在这时，美国政府颁布了一项难民法令。这项法令规定，允许有专业技能的外国人申请移民美国，其中远东地区的名额为两千人，主要面向居住在香港的大陆人士。 在申请过程中，美国驻港领事馆新闻处的负责人麦卡锡成为了她的担保人。这位在工作中相识的美国人，为她打开了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正是在等待签证的过程中，张爱玲开始与远在美国的胡适通信。她将自己的新作《秧歌》寄给了这位德高望重的学者。 胡适很快就回信了，不仅对她的作品给予肯定，还在书上做了详细的批注。这样的回应让张爱玲看到了在美国发展的希望。 1955年秋天，张爱玲终于收到了赴美签证。离开香港前，她整理好自己为数不多的行李，准备开启人生的新篇章。 1955年深秋，纽约东81街104号的一栋老旧公寓楼里，住着一位曾经显赫一时的中国文化名人。胡适，这位前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如今只能蜗居在这栋公寓的五楼H室内。 这间公寓狭小简陋，与他曾经作为大使时的豪华住所形成鲜明对比。房间里堆满了书籍和文件，几乎没有多余的空间。 两岸政局的变化，让胡适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大陆方面因他拒绝回国邀请而将其列为＂战犯＂，台湾当局则通过各种方式限制他返台。 就在这样的境况下，张爱玲来到了纽约。初到异国的她，除了好友炎樱，几乎没有其他熟人。 张爱玲和炎樱一起去拜访胡适时，发现这位昔日的文化巨擘现状远不如想象。原本期待能得到帮助的念头，在看到胡适的处境后烟消云散。 在纽约的头几个月，张爱玲一直寄居在炎樱家中。但她深知这不是长久之计，开始四处打听可以暂住的地方。 一位朋友建议她申请＂救世军＂开设的难民营。这个建议虽然不够体面，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却是最实际的选择。 难民营位于纽约郊区，是一栋改建的旧楼。住在这里的大多是无处可去的难民，生活条件十分简陋。 张爱玲搬进难民营后不久，胡适专程来探望。公共休息室里放着几把破旧的沙发，墙壁斑驳，显得格外冷清。 1956年春天，张爱玲的生活出现了转机。经过多方努力，她获得了新罕布什尔州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的资助。 这个位于美国东北部的文艺营，为许多流落异乡的作家提供了栖身之所。在这里，张爱玲不仅找到了安静的写作环境，更邂逅了她的第二任丈夫赖雅。 赖雅比张爱玲大二十九岁，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剧作家。在炎樱的见证下，两人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这段婚姻给张爱玲带来了短暂的安稳。她开始专注于创作，同时也在积极申请各种文学基金会的资助。 1958年4月，在各种压力之下，胡适最终决定返回台湾。台湾当局为他安排了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职位。 回到台湾后，胡适继续投身于学术研究工作。他在中央研究院组织了多次重要的学术会议。 然而命运弄人，1962年2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上，胡适在发表演讲时突发心脏病，当场辞世。 张爱玲与赖雅的婚姻维持了十一年，直到1967年赖雅因病去世。失去丈夫后，她的生活再次陷入孤寂。 接下来的岁月里，张爱玲开始了频繁的搬家生活。据统计，在最后的三十年里，她平均每月都要搬一次家。 她选择远离人群，不再参加任何公开活动。即便是出版新作品，也都通过邮寄方式与出版社联系。 1995年9月8日，洛杉矶市政府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公寓管理员报告说，几天没有见到住在四楼的张爱玲。 警察破门而入时，发现张爱玲已经去世多日。她穿着一件褪色的旧旗袍，安详地躺在门前的地毯上。 在她身边的黑色皮包里，放着一份详细的遗嘱。遗嘱中写明不要查看遗体，不要举行任何仪式，将骨灰撒在荒漠无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