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晚年接受采访，回应“918”事变不抵抗并无过错。 他直言，当初日本多次挑衅，就是希望挑起事端，然后引发紧张事态，从而找到可以侵略的理由。所以他也就多次警告手下隐忍，不让日本人得逞。 另一原因是，中日均为国际联盟成员国，一旦有事国联也会调解，不会坐视不理。只是张学良万万没想到日本真的会撕破脸孤注一掷。 1931年那一天，日本关东军悍然侵入沈阳。 当天，沈阳的东北军驻扎在北大营，而这些兵力却并未准备好进行抵抗。 事实上，张学良通过密令《鱼电》指示地方官员与军事指挥官，要求对日本的挑衅行为保持极度克制。 这一命令的核心是不论日本如何挑衅，都不能做出反应。 张学良甚至特别强调，要把东北军的武器收缴进库房。 而在9月18日，当日本军队开始突破沈阳的防线，开枪射击时，东北军并未作出反应。 位于北大营附近的柳条湖一带爆炸声震耳欲聋，几具穿着中国军服的尸体被摆放在炸毁的南满铁路旁。 这一事件是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的“柳条湖事件”。 当晚，关东军悄悄从沈阳北大营出发，开始对东北全面进攻。 尽管东北军兵力约40万，装备精良，然而张学良的指挥下，部队几乎没有做出有效反应。 日军轻松攻占了这座城市。 接下来的几个月，整个东北三省在几乎没有遭遇顽强抵抗的情况下被日军迅速占领。 张学良强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认为若不采取忍让的态度，局势会变得更加复杂。 事变爆发后，张学良的这一决定被许多人指责为软弱。 许多人质疑，如果东北军在当时做出抵抗，或许会拖延日本的进攻。 然而，张学良始终坚称自己并未犯错，解释称当时的决策是基于错误的判断。 张学良是“东北王”张作霖的长子，虽然在1928年随父亲的死而继承了父亲的地位，但他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并不紧密。 1929年的中原大战后，蒋介石通过军事手段统一了中原，但并未彻底解决内部的政治纷争。 在此背景下，蒋介石的主要目标是稳定国内，尤其是对付日益壮大的共产党。 张学良是否受到蒋介石的指示，放弃抵抗日军，始终没有明确的证据。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学良正在北京疗养，接到沈阳的消息时，他并未立即做出决策。 据他回忆，当时他甚至认为日本不会轻易发动全面战争。 然而，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张学良的决策还有其个人的政治考虑。 自从父亲张作霖去世后，张学良实际上成为了北方的军事领袖，他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蒋介石的支持才能在复杂的政治局势中立足。 如果东北军与日军决一死战，不仅可能导致重大伤亡，还可能削弱张学良的实际控制力。 有人认为，张学良选择避免与日本激烈冲突，更多是出于保存实力的考虑。 此外，自1928年以来，日军多次在东北制造事端，类似“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都为日本提供了入侵的借口。 张学良曾分析，如果中国军队对日军挑衅进行报复，反而可能给日本提供一个“正当理由”。 然而，张学良意识到局势失控时，已经无法挽回。 东北重工业基地、沈阳兵工厂等重要设施和大量武器装备落入了日军手中。 沈阳兵工厂曾是亚洲最大的兵工厂之一。 尽管如此，张学良始终坚持他并未做出“投降”的决定，而是由于误判了日军的意图。 事实上，1990年，张学良在重获自由后曾公开表示，如果当时他知道日军会如此行动，他一定会与日本拼命。 而在90岁生日时，他也坦言自己对国家和人民没有做出贡献，感到深深的惭愧。 另一方面来看，1936年，他与杨虎城将军共同发动了西安事变，迫使蒋中正改变抗日策略。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软禁至晚年，长期远离政坛。 即便如此，他依然自认为自己和父亲之所以采取这些行动，是出于爱国情怀。 关于张学良的评价，唐德刚曾认为，张学良在政界的多重身份，使他在民国历史中独树一帜。 与此同时，邵铭煌指出，张学良与杨虎城的行为在军事上接近“政变”，这种举动即便在今天也难以得到宽容。 尽管如此，毛泽东曾评价张学良是“令中共抱憾的民族功臣”，而周恩来也对他的行为进行高度评价。 在他们看来，张学良的行动代表了民族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