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两次拒绝毛泽东，拒绝时两人当时的身份地位天差地别。第1次是毛泽东在北大求学期间，曾多次尝试旁听胡适的课程，并对其哲学课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有一天旁听胡适课程时毛泽东向胡适提问，胡适拒绝了回答。1948年，胡适再次拒绝了毛泽东的邀请，不愿意担任北京图书馆馆长一职。 1917年，胡适从美国留学归来，带着康奈尔大学的博士学位，被北京大学聘为文科教授。他与陈独秀合作主编《新青年》杂志，在学术界声名鹊起。作为新锐学者，胡适享受着二百八十元的高额月薪，住在四合院里，生活优渥，是名副其实的学术精英。 相比之下，1918年初到北京的毛泽东则显得十分寒酸。通过湖南老乡、时任北大伦理学教授的杨昌济和李大钊的推荐，毛泽东才得以在北大图书馆谋得一份书记员的职位，月薪仅有八元。他住在集体宿舍中，生活十分清贫，甚至要兼职抄写文件来贴补家用。 在北大工作期间，毛泽东利用业余时间旁听了不少课程，其中他对胡适讲授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文学史》尤为感兴趣。每次上课，他都会早早地占好位置，认真聆听，详细记录。有时候，一堂课下来，他能抄满好几页笔记。课后，他还会和其他旁听的同学一起讨论课程内容，交流各自的心得体会。 一天，胡适按照惯例在讲完课后开放提问环节。毛泽东站起来，提出了一个颇具深度的问题：＂请问新文化运动是打倒孔子本原的思想呢，还是要打倒孔家店代表的符号意义？＂ 胡适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先问道：＂提问题的是下面哪一个？＂当得知毛泽东是图书馆的书记员、旁听生后，胡适竟然轻蔑地说：＂你不是本校注册学生，没资格让我回答这个问题吧。＂说完，他就离开了讲堂。 这次公开的拒绝，成为两人关系中的一个转折点。胡适的傲慢态度让毛泽东感到失望，也让他意识到，在知识界的某些人眼中，阶级的藩篱依然森严。 1921年后，毛泽东与胡适的人生道路开始明显分化。毛泽东在离开北大返回湖南后，创办了《湘江评论》周刊，积极投身革命实践。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重要文献，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革命理论。同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毛泽东成为最早的党员之一。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著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明确表达了他对各种＂主义＂的警惕。 1945年4月，随着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国共两党都在为战后的政治格局做准备。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指示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成员董必武与胡适进行长谈，希望能争取这位有影响力的文化人士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同年7月1日，毛泽东还以学生的身份通过傅斯年向远在美国的胡适问好，表现出对这位旧日良师的尊重。这一问候被刊登在重庆的报纸上，引起了胡适的注意。 8月24日，他从纽约发电报给毛泽东，建议中共放弃武力斗争，转而建立一个不依靠武装的政党。他在电报中引用了美国民主党和英国工党的例子，认为通过和平选举取得政权才是正途。他告诫毛泽东不要因小不忍而自取灭亡，言辞恳切却也显示出他对革命道路的根本性误解。 蒋介石制定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意图将包括胡适在内的知名学者转移到台湾。1948年1月13日，蒋介石派专员飞往北平劝说胡适南下，但胡适以筹备北大50周年校庆为由拒绝。第二天，蒋介石连发两封电报，并派专机前往北平，表明形势紧急。 另一方面，毛泽东也向胡适伸出了橄榄枝。11月29日，平津战役打响的同一天，毛泽东表示只要胡适留下来，就让他担任北平图书馆馆长。这一提议显示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对旧师的情谊。 然而，胡适最终选择了离开。1948年12月15日，他永远地告别了北平和北大。离别前，胡适与多位北大同仁进行了告别。这些同事中，有选择留下的，也有决定离开的。他们互相拥抱，互道珍重，眼中含着泪水。 离开大陆后，胡适先到台湾，后赴美国。虽然他支持蒋介石政权，但并不完全认同其专制统治方式。他往来于台湾和美国之间，发表演说，继续宣扬他的自由主义理念，同时也不乏对新中国的批评。1962年，胡适在台北病逝，享年71岁。 而毛泽东则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全国政权，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针对胡适的思想影响，从1951年到1957年，毛泽东发起了清算胡适思想流毒的运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对胡适完全否定。1956年，他在怀仁堂宴请知识分子代表时，公开表示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有功劳，不能一笔抹煞，并预言到21世纪应当为他恢复名誉。 同年9月，毛泽东还委托旅居南洋的作家曹聚仁给胡适写信，邀请他回大陆看看。这再次表明，即使在思想对立的情况下，毛泽东依然尊重胡适的学术成就，希望能够求同存异。 尽管两人的人生道路截然不同，最终站在了历史的对立面上，但他们各自都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