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史国良不顾家人和妻子的反对，出家为僧，15年之后，他的一幅画作高达一千多万，这时他决定还俗。还俗之后，史国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与妻子复婚。 在北京郊区，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史国良与众不同地展现出了对绘画的热爱。家境贫寒的他买不起画纸，只能跑到废品站寻找废纸来练习画画。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拜到了画家周思良门下，正式开启了他的艺术之旅。 年轻的史国良经常骑车几十公里外出写生，足迹遍布北京城的角角落落。十七岁那年，他顺利考入北京第三师范学校美术班，同时又拜著名画家黄胄等人为师，绘画技巧得到了显著提升。 1978年，史国良成为中央美术学院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研究生，虽然年纪最小，却展现出非凡的天赋。在美院期间，他的创作进入高峰期，完成了包括《山里人》在内的多幅优秀作品，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厚的技法功底。 1989年，凭借《刻经》这幅作品，史国良获得了蒙特卡洛国际美术大奖，一时间在中国美术界引起轰动。站在事业的高点，他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前往加拿大发展。然而，初到异国他乡，由于生活习惯和创作理念的差异，他的作品难以获得当地艺术界的认可，创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 祸不单行，他又遭遇了一场车祸。在这艰难时刻，妻子刘玉梅带着儿子远渡重洋与他团聚。为了维持生计，刘玉梅四处打工，让史国良能够安心养病。妻子的付出和坚持，成为他在异国他乡最温暖的依靠。 幸运的是，他的才华最终得到了当地艺术界人士的赏识。在贵人的帮助下，史国良的作品在加拿大成功举办了展览，逐渐有了名气。有了代理人帮他打理画作销路后，家庭生活也走上了正轨，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实现了出国的初衷。 1995年，在没有告知家人的情况下，他独自在美国出家为僧。当刘玉梅得知这个消息时，悲痛欲绝，但作为妻子，她只能接受这个事实。 2001年，刘玉梅带着儿子回到了国内，同时还要照顾年迈的父母，肩上的担子愈发沉重。而此时的史国良也回到了中国，暂居在河北的柏林禅寺，潜心研究自己的画功。他擅长人物画，笔调细腻，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大量作品，其中《转经》等作品被视为其艺术生涯中的精品。 柏林禅寺的生活为史国良带来了全新的体验。晨钟暮鼓间，他将佛教的修行与艺术创作紧密结合。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进寺院，他便开始一天的修行，在禅定之后，拿起画笔挥毫泼墨，用艺术表达自己对佛法的理解与感悟。 同寺的僧人们常常在闲暇时刻围观史国良作画。一位曾与史国良共同生活的僧人回忆，史国良在寺中的日子非常简朴，但在绘画时却展现出非凡的专注与热情。他的画室虽然简陋，却收藏了各种画稿和素材，这些都是他外出采风时收集的珍贵资料。 在寺院的岁月里，史国良的艺术风格发生了显著变化。他的作品不再仅仅追求形似，而是更加注重神似，将佛教的智慧与哲思融入笔墨之中。《转经》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画面中的藏民虔诚而宁静，流露出超越世俗的精神境界，这正是史国良自身修行的写照。 尽管身在寺院，史国良与外界的联系并未完全中断。当刘玉梅带着叛逆期的儿子来到寺院门前时，那是父子分离多年后的首次相见。面对日益疏远的儿子，史国良意识到自己需要承担起父亲的责任。 得知儿子对绘画也有浓厚兴趣后，史国良找到了与儿子沟通的桥梁。每次下乡采风，他都会带上儿子，手把手地教导绘画技巧，分享自己几十年来积累的经验。在青山绿水间，父子俩的关系逐渐升温，艺术成为联结彼此的纽带。 起初，儿子对父亲的态度冷漠疏远，甚至带着些许怨恨。但在长期的相处中，他开始理解父亲的艺术追求，也逐渐看到了父亲的努力与真诚。 2006年，儿子远赴美国学习。在异国他乡，他时常给父亲寄来自己的画作和信件，表达对父亲艺术理念的认同与理解。某次，史国良收到儿子寄来的一幅作品，画中融合了东西方的艺术元素，这让他感到欣慰和骄傲，也让他开始重新思考人生的选择。 2010年，史国良的一幅画作在拍卖会上以一千多万的高价成交，这一消息轰动了艺术界。就在事业达到新高峰的时刻，他做出了还俗的决定。 还俗后，史国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与刘玉梅复婚。对于这位陪伴他走过人生低谷、为他守候十五年的女人，他心怀无限感激。 重组家庭后，史国良面临着如何平衡艺术家、丈夫与父亲多重身份的挑战。他选择将工作室设在家中，既能专注创作，又能照顾家庭。 在家人的支持下，史国良的艺术创作再次迎来高峰。他频繁前往藏区采风，用现实主义的笔法记录普通人的生活与信仰。这些作品因融入了他在寺院修行期间的思考与感悟，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受到市场与艺术界的双重肯定，多次登上胡润艺术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