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3月，刺杀吉鸿昌烈士的国民党特工，吕一民被处决的老照片。 1951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天津市公安局的审讯室里坐着一个满头华发的老人。他佝偻着背，眼神游移，看起来就像个普通的年过半百的老者。没人会想到，这位化名李善斋的老人，就是十七年前参与刺杀抗日英雄吉鸿昌将军的元凶之一——军统北平站情报组长吕一民。 那是1951年1月23日，吕一民刚在北京西单牌楼辟才胡同的住所被捕。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这位曾经的国民党特务终于卸下了隐藏多年的伪装，写下了数千言的犯罪自白书，详细交代了1934年参与刺杀吉鸿昌将军的全过程。 ＂成了人民的罪人了，是不可恕了，今日悔之不及了。＂在审讯笔录中，吕一民如此忏悔道。但这迟来的悔恨，又怎能抵消他手上沾染的爱国将领的鲜血？ 就在吕一民被捕的前一年，1950年，天津召开了一场万人控诉大会。一个年仅十九岁的女子站在高台上，声泪俱下地控诉着父亲惨遭杀害的经过。这位年轻的女子名叫吉瑞芝，是吉鸿昌将军的女儿。当她说起父亲临死前仍高呼＂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场景时，台下万人肃然，许多人流下了眼泪。 ＂我父亲是抗日英雄，他为了中国的独立和自由献出了生命，而杀害他的凶手至今逍遥法外！＂吉瑞芝的声音在广场上回荡。当时，没人会想到，不到一年后，这个杀人凶手竟会落网。 1951年3月28日，天津市公安局根据吕一民的罪行，向法院提交了处理意见：＂查军统北京稽查处副处长吕一民一贯反人民，并曾杀害我抗日将领吉鸿昌、任应岐两将军，实属罪大恶极，依法应处以极刑。＂ 三天后的1951年3月31日，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以反革命罪判处吕一民死刑。当审判长宣读完判决书，问他有何要说时，吕一民低着头，声音颤抖地说：＂我罪该万死。＂ 那天，刑场上留下了一张黑白照片：吕一民被押赴刑场的最后一刻。照片上的他已经没有了当年军统特务的威风，只剩下一个罪人行将就木前的恐惧和悔恨。 与他相比，当年被他参与谋杀的吉鸿昌将军在刑场上的表现却截然不同。吉将军昂首挺胸，要求坐着面对枪口，甚至要亲眼看着刽子手的子弹如何结束他的生命。将军的英勇无畏，与特务的懦弱形成了鲜明对比。 1934年11月9日的天津，秋风萧瑟。法租界国民饭店145号房间里，四个人正在打麻将。坐在桌前的魁梧男子正是时年39岁的吉鸿昌将军。这位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领导者，虽然已经被蒋介石通缉，但仍不改抗日救国的初心，在租界内秘密联络各路抗日力量。 然而，吉鸿昌并不知道，在同一栋楼里，一群国民党特务正密切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特务处北平站站长陈恭澍已经接到戴笠的密令：不惜一切代价，除掉这位敢于抗日、敢于反蒋的将军。 这场暗杀计划的筹备并非一帆风顺。最初，陈恭澍和天津站站长王子襄曾想用毒药下手，但王子襄在试验毒药时意外身亡，计划搁浅。后来，通过叛徒郑恩普和傅丹墀的出卖，特务们终于确定了吉鸿昌的藏身之处。 让我们回到更早的时候。吉鸿昌不是没有机会逃脱。1933年，他和方振武将军在押解途中曾经成功逃脱。但令人敬佩的是，这位将军并没有选择远走高飞，而是再次回到天津，继续他的抗日事业。 他在天津法租界花园路5号的住所是一座红砖小楼，被亲近的人称为＂大红楼＂。为了开展地下工作，吉鸿昌将二楼的三个门改为七个，使门门相通，间间相连，并在每层设置密室，三楼阁楼则是秘密印刷《民族战旗》的地方。后来，为了安全起见，他又将此处出售，改在庆云里三号和国民饭店活动。 回到那个命运的下午。特务杨玉珊带着一个小女孩在走廊上装作玩耍，借着皮球的掩护，确认了吉鸿昌的位置。特务王文随即踹开房门，朝着他认为是吉鸿昌的人连开三枪。 但命运弄人，就在行刺前的一刻，吉鸿昌刚好因打麻将换了座位。被打死的不是他，而是李宗仁派来的代表刘少南。由于子弹从水泥地面弹起，吉鸿昌的手臂被划伤。尽管如此，他依然眼疾手快，一把夺下了王文的手枪，使他仓皇逃离。 不久后，法租界工部局的巡捕赶到现场。令人起疑的是，他们进门后的第一句话不是询问案情，而是直接问：＂哪位是吉鸿昌？＂这表明他们很可能早已和国民党当局暗中勾结。 吉鸿昌和同样受伤的爱国将领任应岐被押送到北平军分会，关押在北平陆军监狱。十五天后的11月24日，吉鸿昌被押赴刑场。面对死亡，他提出了令特务们战战兢兢的要求：＂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死了也不能倒下！＂ 特务们问他想怎么办，吉鸿昌说：＂给我拿把椅子来，我得坐着死！＂接着他又补充道：＂我为抗日而死，光明正大，不能背面挨枪。你到我眼前来开枪，我要亲眼看着你们的子弹是怎么把我打死的。＂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吉鸿昌坐在椅子上，瞪大眼睛看着刽子手，高喊：＂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他的遗体被妻子胡红霞领回，上衣口袋里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不要厚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