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年仅15岁的邓中夏迎娶了自己的嫂子杨贤怀，可在新婚之夜，邓中夏却并未与杨贤怀共度春宵，甚至还在婚后的第三天，就离家出走。而随后，他的行为却引发了人们的深深感动。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仍然处于封建思想的深重影响之下。湖南宜章县的邓家，就是这样一个既有文化底蕴又未能超越时代局限的家庭。邓中夏的父亲邓典谟是晚清举人，曾担任温州、台州两府学务佐治员，还做过郴郡六城公立中学校长和衡山县知事。作为一位有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邓典谟对子女的婚事自然要按照传统方式安排，而这种安排却成为了邓中夏人生中的第一道枷锁。 1908年，在邓典谟的操持下，邓中夏的哥哥邓隆泮迎娶了杨贤怀为妻。这位来自当地有头有脸家族的女子，端庄贤惠，知书达理，与邓隆泮夫妻生活看似和睦。然而婚后第二年，邓隆泮却开始多病缠身，被当地巫医断为＂八字不合＂。 在封建迷信的影响下，邓典谟深信不疑，认为是杨贤怀与邓隆泮的婚姻导致了儿子的疾病。但直接休妻会让两家颜面尽失，于是邓典谟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让杨贤怀改嫁给自己的次子邓中夏。 当时邓中夏仅有15岁，而杨贤怀则是17岁的少女。年少的邓中夏虽然已经有了自己的思想和判断，对这种包办婚姻表示强烈反感。然而在强大的家族压力下，他最终还是未能拒绝这门亲事，被迫娶了比自己大两岁的前嫂子为妻。 1908年，年仅15岁的邓中夏迎娶了自己的嫂子杨贤怀，可在新婚之夜，邓中夏却并未与杨贤怀共度春宵，以这种无声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抗议。更令人惊讶的是，在婚后的第三天，他就以学业为由离家出走，返回学校继续求学。 尽管邓中夏用离家的方式对抗这场包办婚姻，但他并没有将怨恨转嫁到同样是受害者的杨贤怀身上。在后来的日子里，邓中夏虽然很少回家，但每次写信回家都会询问杨贤怀的近况，表现出对她处境的关心。 1917年，23岁的邓中夏跟随父亲来到北京，并成功考入北京大学。这段求学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北大这个思想开放的摇篮里，邓中夏遇到了对他影响深远的李大钊先生，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十月革命的相关信息。 李大钊的进步思想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邓中夏前行的道路。在这种思想熏陶下，邓中夏不仅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也开始思考个人婚姻与女性解放的问题。这一时期，他通过书信向杨贤怀分享这些新思想，试图唤醒她的独立意识，让她了解到女性也应当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和追求独立的可能性。 正是这段北京求学的经历，使得邓中夏从一个单纯反抗封建婚姻的青年，逐渐成长为具有革命意识的先进知识分子。1920年5月，26岁的邓中夏返回长沙，与老友毛泽东一起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迈出了投身革命的第一步。 1921年11月，当邓中夏准备前往重庆讲学时，他特意为杨贤怀购买了一台缝纫机，希望她能通过这一技能谋生自立。随后，他又计划将杨贤怀送入宜章染织工厂学习，为的是让她能够掌握一技之长，不必依附于他人生活。 可惜的是，宜章染织工厂最终未能成功建立。但邓中夏并未放弃，1922年，他又自掏腰包将杨贤怀送入长沙务本女子学校学习。这一系列举动充分表明，邓中夏不是简单地逃避婚姻责任，而是希望通过教育和技能培训，真正帮助杨贤怀获得解放和独立的能力。 1922年，邓中夏做出了一个在当时极为大胆的决定——正式与杨贤怀离婚。这一决定遭到了家族的强烈反对，但邓中夏坚持己见，最终通过一纸休书，结束了与杨贤怀长达15年的名义婚姻。 摆脱了封建婚姻束缚的邓中夏，全身心投入到革命事业中。1923年2月，他领导了震惊全国的＂二七大罢工＂；4月，在李大钊推荐下参与创办上海大学；10月，又参与创办了《中国青年》杂志，成为当时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者。 1925年，31岁的邓中夏认识了比他小14岁的李英。李英是革命同志李启汉的妹妹，曾经是一名童养媳，后被哥哥赎回。邓中夏与李启汉一家同住一个公寓，经常教李英读书写字，渐渐地二人产生了真挚的感情。 1926年8月，在刘少奇、何宝珍夫妇的见证下，邓中夏与李英正式结为夫妻。这段建立在相互选择基础上的婚姻，与邓中夏早年的包办婚姻形成鲜明对比。然而，革命的道路并不平坦，他们的家庭生活充满了艰辛与悲痛。李英虽然先后生育了四个孩子，但三个不幸夭折，一个被迫送人，这是那个动荡年代革命家庭的普遍命运。 1933年5月15日，邓中夏因叛徒出卖被捕。为了保护妻子李英，他在法庭上谎称二人早已离婚。尽管如此，李英仍被关押了四年之久。1933年9月21日，邓中夏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9岁。 出狱后的李英改名为李夏明，表示要继承丈夫的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此后，她活跃在西安、延安和太行山等地的革命活动中。新中国成立后，李夏明尽管已组建了新家庭，但仍以邓家媳妇的身份三次前往祭奠邓中夏，并曾努力寻找战争年代被送人的孩子，可惜未能如愿。1987年，李夏明离世，享年7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