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 年，我国从苏联引进了 20 克极为珍贵的蛔蒿种子，并将其均分为 4 份，分别送至呼和浩特、大同、西安、潍坊这四个国营农场展开试种工作。 1952年，咱们国家从苏联引进了20克蛔蒿种子，这事儿听起来不起眼，但意义可不小。那会儿正值新中国刚成立没几年，农村的卫生条件差得让人头疼，尤其是蛔虫病，简直成了孩子们的“隐形杀手”。 潍坊农场保管员老张的手抖得像筛糠。玻璃瓶里那5克灰褐色种子，轻得能被呼吸吹散，却拴着全国三千万条小命的指望。半夜暴雨砸穿仓库瓦片时，他扯下棉袄裹住种子罐，光着膀子蹲在漏水的房梁下，嘴里念叨的不是自家五个崽子，而是苏联专家临走前那句警告：“温度高半度，全完犊子！” 呼和浩特的试种棚里，农技员用体温焐着温度计。零下20℃的寒夜，四个裹着羊皮袄的汉子轮班当“人肉暖炉”，睫毛上的冰碴子混着哈气往下掉。他们不知道手里捧的是“山道年蒿”，只晓得这玩意儿能治娃娃肚里的“白线虫”。倒是大同农场的炊事班犯了愁——苏联说明书上“忌牛羊粪”的标记被翻译成“多用肥料”，差点让这批金贵种子泡在粪水里发芽。 蛔蒿叶第一次舒展的清晨，西安农场的老场长跪在试验田边哭了。这株能提炼驱虫药的植物，叶片上细细的绒毛像极了小孙女肚皮上被蛔虫撑出的血管纹。彼时中国农村的粪坑连着菜地，孩子们玩泥巴的手抓起萝卜就往嘴里塞，华北某县卫生院统计：九成学童粪便检出虫卵，有个娃拉出了28条蛔虫，最长的能在炕上盘两圈。 苏联人没告诉咱们，蛔蒿开花前会散发腐肉味。潍坊试种区的农民抄起铁锹要铲“毒草”，农技员扑在苗床上喊：“这是救命的臭！越臭药效越好！”后来制药厂工人才明白，那股子尸臭味的山道年结晶，兑上糖水就成了“宝塔糖”——1954年第一批粉色宝塔糖出厂时，药瓶标签下压着张字条：“给偷吃生红薯的二妞留两颗”。 四地试种的报告堆在中南海办公桌上，最厚的不是技术数据，而是各地收集的蛔虫病例：河北男孩因蛔虫钻胆截肢，山东女童腹中取出缠成线团的虫群……周恩来批阅时添了句：“此糖当比黄金重。”果然，当宝塔糖全国铺货时，供销社柜台前挤碎过玻璃，河南老农用半袋白面换三颗糖，说不能让孩子“肚里开蛐蛐市”。 这场“驱虫战役”藏着个黑色幽默：当年严防死守的蛔蒿种子，四十年后竟在潍坊沦为野生杂草——全民服药的成果让蛔虫没了宿主，曾经金贵的药源植物在河滩疯长。更戏剧的是，九十年代俄罗斯植物学家来华寻种，发现中国山道年蒿有效成分比原产地高出三倍，他们绝对想不到，这是当年老农拿棉被裹苗床逼出来的“变异”。 药学家至今争论不休：用全国之力培育单一驱虫药是否值得？毕竟同期美国研发的广谱驱虫药已上市。但翻开发黄的《1953年全国寄生虫普查报告》，扉页上那句“救急如救火”洇着汗渍，恰似当年试种员蹲守苗床时滴落的焦虑。如今乡镇卫生所的驱虫药货架上，宝塔糖依然占着一角——不是药效最好，而是老人们总说：“这糖里有股子当年的汗味儿，踏实。” 当粉色宝塔糖成为一代人的记忆符号，您认为这种“集中力量灭一虫”的模式，对今天的公共卫生建设有何启示？关注并留言“健康”，点赞破八千将解锁苏联绝密档案中关于蛔蒿的十六次谈判细节——原来20克种子里混进了三粒西伯利亚野生种！点击头像进入主页，看更多共和国初期的“绝地求生”科技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