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为何迷信资本主义的英国制度？意识形态与经济互补才能救香港 香港自19世纪中期成为英国殖民地以来，港英政府推行了集权式的治理结构。 由英国女王任命的港督在行政、立法、军事等多个领域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港督能凭借独裁式的权力作出重大决策。 在这种治理框架下，华人社会长期无法获得平等的参政权。 1843年，英方建立了立法局和行政局，前者负责提出政策建议，后者负责执行。 最初的立法局完全由英籍人士组成，华人几乎没有参与的机会。 1880年，伍廷芳成为首位被任命为非官守议员的华人。 1917年，立法局中依然以英国官员为主。 1949年，港督葛量洪明确表示，香港重要事务应由英国人主导，华人被排除在重要决策之外。 英国在1918年通过了《国民参政法》，赋予成年男子选举权，并在1928年实现了男女平等的选举制。 直到1984年，香港立法局内仍未出现一位由选举产生的议员，所有议员均由港督任命。 早在19世纪末，香港的英文教育便逐步成为主流。 1878年，港督轩尼诗提出，将英文作为官校必修课程，中文则降为选修课程。 香港大学的成立标志着香港英语教育体系的逐步成型，中文教育被边缘化。 尽管香港在19世纪末经济逐步发展，人口增多，但港英政府一直未能有效提升医疗保障。 848年，港英政府才建立了第一家国立医院，然而，医疗条件相当简陋，且华人群体的就医率极低。 1881年，英国皇家工程师查维克在调查后提出，应当改善香港的公共卫生体系，但港英政府未曾采取实质性行动。 1894年，香港爆发了严重的鼠疫疫情，港英政府才开始逐步扩展医疗服务。 自1843年起，港英政府便划定了香港的居住区，并严格限制华人只能居住在特定的区域。 随着港岛土地的填海和开发，华人只能在特定的区域内谋生和居住。 直到19世纪末，这一限制才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 船屋是香港低收入居民的主要住所之一。 居住在这些船屋中的居民大多数是来自中国大陆的贫困家庭。 船屋的构造简陋，常常漂浮在香港的港湾或河道上。 许多船屋没有水电供应，居民的日常生活只能依赖于极为有限的资源。 居住在这些船屋的人们大多是劳工，靠从事港口卸货、运输等体力劳动维持生计。 1888年，港督德辅亲自起草了《欧人住宅区保留法例》，规定威林顿街和坚道之间的土地只能供西式洋房建设。 1904年，香港政府出台《山顶区保留条例》。 在这项法律的框架下，山顶区域被专门保留给欧洲人居住，华人则被明令禁止在该地区定居，除非得到港督的特别批准。 富裕的欧人能够享有优越的生活条件，而广大华人则只能在低洼的地区挣扎求生。 上世纪初期，许多港人并未享有平等的劳动权益。 在港英时期，香港的华人公民只能获得第二等的公民待遇，持有的英国属土公民护照并不能使他们享受与英国国民相等的待遇。 不过，香港的经济在殖民时期得到迅速发展，尤其是印度出口的鸦片在1845至1849年间大规模经过香港转运至中国沿海。 与此同时，华工出洋贸易也为香港带来了大量劳动力。 到一战时期，华商逐渐涉足银行、航运等行业。战后，尤其是内地的解放战争和二战结束后，香港成为了中国的重要经济枢纽。 香港回归后，依旧延续着英国时期的法治传统和宪政理念。 法律的独立性、言论自由和人权保障等基本政治原则，仍然深深根植于香港人的生活中。 长期以来，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贸易枢纽，其繁荣的根基就在于稳定的法治和民主价值。 然而，这种对西方制度的迷信，使得香港人在心态上未能完全脱离对英国制度的依赖。 从政治上看，香港的行政体系仍受英国影响，尤其是在法治、司法独立等方面。 许多人认为，正是这种体制赋予了香港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 然而，这种制度是否依旧适合香港未来的发展，成了一个问题。 实际上，香港的经济基础同样离不开全球化带来的机遇。 但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背景下，香港的经济不仅要依赖传统的金融服务业，还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香港无法依赖单一的意识形态或经济模式来拯救自己，真正的出路在于意识形态与经济的双重互补。 香港的未来需要在保持政治自由与法治原则的同时，推动经济结构的多元化。 香港也应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摆脱对传统行业的过度依赖。 在此过程中，香港人必须认清，单纯迷信英国制度已无法为香港提供长期的保障。 香港的未来，不应再停留在过去的模式和观念中，而应从国家的整体发展大局出发。 参考文献：[1]林芊.试析英国中世纪契约制及其流变与资本主义因素的演化[J].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4):78-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