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开国少将王扶之被埋在20米的地下，就在众人以为王扶之已经牺牲的时候却看到了两只苍蝇从缝隙中飞了出来，众人连忙挖掘，王扶之得以逃出生天。
1935年的陕北，那时的王扶之还叫王福治，小名"拴牢"，是一个放羊的穷苦孩子，命运的转折发生在他遇到刘志丹领导的红军部队那天。
那支纪律严明、关心百姓的队伍，给了年轻的王福治极大的震撼，特别是那些和他年龄相仿的红军小战士，肩扛红缨枪，唱着嘹亮的革命歌曲，让王福治心中燃起了参军的热情。
就这样，王福治加入了红26军42师少共青年营，在登记入伍时，一位姓张的文书听到他的名字，想起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大厦倾危，国人扶之"的句子，建议他改名为王扶之。
从此，王福治有了新的名字，也开启了他的革命生涯，这个名字不仅是一个符号，更寄托了一个年轻革命者的理想和抱负。
1939年，在新四军3师与日军的一次激烈战斗中，时任作战参谋的王扶之表现英勇，缴获了一辆自行车，这辆自行车后来成为了他和师长黄克诚之间的一段佳话。
王扶之利用空闲时间苦练骑车技巧，很快就能单手骑、双手撒把骑，甚至倒骑，黄克诚因为高度近视，行军作战十分困难。
于是，王扶之的自行车成了黄克诚的专属座驾，一坐就是三年，这段经历不仅解决了行军问题，更让王扶之有机会近距离向黄克诚学习，为他日后的军事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新四军时期，王扶之多次执行黄克诚交给的重要任务，展现了他卓越的外交才能和灵活的应变能力，比如，他成功争取了华成公司张经理的支持。
为部队的转移提供了便利；他还巧妙地争取到了五港口炮楼伪军队长的合作，将敌人的据点变成了我军的情报站，这些经历不仅锻炼了王扶之的外交能力，也体现了黄克诚对他的信任和栽培。
1949年1月，解放天津的战役打响，王扶之主动请缨，带领全团担负起攻克天津城的主攻任务，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中，王扶之身先士卒，冲向城墙突破口。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发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腿，将其打了个对穿，然而，王扶之深知此时下火线将动摇全军士气，他强忍剧痛，靠在护城河边的城墙根下，继续指挥作战。
最终，在他的带领下，解放军将鲜艳的红旗插上了天津城头，这一战不仅展现了王扶之的英勇无畏，更体现了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责任担当。
1952年8月2日，抗美援朝战场上，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考验等待着王扶之，当时担任志愿军39军115师代理师长的他，正在防空洞内组织作战经验总结。
突然，一颗重磅炸弹落在洞顶，瞬间将入口封死，王扶之和其他6名战士被埋在约20米厚的土层下。
地面上，官兵们立即组织营救，但洞口边挖边塌方，希望越来越渺茫，就在大家几乎放弃希望时，两只苍蝇从土石缝隙中飞出，重新点燃了救援的希望。
经过38小时的艰苦努力，生命通道终于打通，即使在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刻，王扶之仍坚持让受伤较重的同志先撤出。
这次经历不仅是对王扶之个人意志的极大考验，也成为了他生命中的重要转折点，让他更加珍惜生命，更加坚定为革命事业奋斗的决心。
在漫长的军旅生涯中，王扶之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认可，他先后担任过总参作战部长、山西省军区司令员、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等重要职务，并于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这些经历不仅体现了他在军事指挥和战略规划方面的卓越才能，也反映了党和国家对他的信任和重用。
1955年，王扶之参与了著名的"三大战役"之一的平津战役，为解放北平（今北京）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次战役是他军事生涯中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不仅展现了他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也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这场关乎国家命运的大战中，王扶之再次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共产党人的责任与担当。
1988年，王扶之迎来了他军旅生涯的最高荣誉——他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这枚勋章是中国军队最高等级的荣誉勋章，是对王扶之一生为革命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最高褒奖。
当这枚闪耀着金光的勋章别在他胸前时，王扶之的眼中闪烁着泪光，这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肯定，更是对那个战火纷飞年代里，无数像他一样为国家和民族奋斗的革命先辈们的集体褒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