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一个杀手闯进了杨勇的房间中，还用枪顶住杨勇的脑门，谁知杨勇回头一看，却愣住了，因为此人竟是他的亲哥！ 1949年11月的一天，湘黔交界处的晃县，硝烟刚刚散去。解放军第五兵团在杨勇的带领下刚刚解放了晃县县城，国民党军队和土匪的主力已经被消灭。然而，和平的表象下依然潜藏着危险。在县城的某个角落里，国民党旧警察局长杨世明正聚集着他的部下，谋划着最后的反抗。 ＂解放军的政策我们不清楚，与其等待未知的命运，不如先下手为强。＂杨世明对手下人说道。他们决定对解放军高级将领发动袭击，然后一起上山当土匪。这个危险的计划很快就锁定了一个重要目标——五兵团司令员杨勇。 杨世明带着几名换上便装的警察，悄悄潜入到杨勇住处附近进行蹲点观察。他们发现杨勇隔壁的房间没有岗哨把守，这成了一个可乘之机。杨世明带着枪支，小心翼翼地潜入了隔壁房间，准备伺机而动。 杨勇出生于1913年湖南浏阳，原名杨世骏。13岁那年，他加入了少年童子军，后来投身革命，加入了红军的队伍。他经历了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平型关战役中英勇作战，在刘邓大军的指挥下冲锋陷阵。经过血与火的洗礼，他成长为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在1949年担任第五兵团的司令员，奉命挥师西南，清剿国民党的残余力量。 而杨世明则留在家乡，后来成为了国民党地方政权的一员，担任晃县警察局长。兄弟二人因为时局动荡而分道扬镳，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却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再次相遇。 在浏阳老家时，他们曾是一起爬山涉水的玩伴。杨世骏小时候性格倔强，对不公平的事情总是敢于发声；而杨世明则更为稳重，总是能在村里的纠纷中调解平息。随着年龄增长，时局变化，两人的道路渐行渐远，彼此多年未见，甚至不知对方的近况。 晃县解放后，国民党的官员们惶惶不可终日。有的选择逃往更远的地方，有的隐姓埋名，而杨世明则选择了一条更为危险的道路——反抗。 他了解到解放军将领会驻扎在县城里，通过秘密侦查，发现了杨勇的住处。更重要的是，他发现杨勇的警卫并不算严密，特别是隔壁的房间几乎没有人把守。 11月7日的夜晚，杨世明带着枪支，从窗户翻入了杨勇隔壁的房间。他可以清晰地听到隔壁房间里杨勇正在部署下一步剿匪工作的声音。杨世明屏住呼吸，轻手轻脚地来到了门口，准备在杨勇经过时出手。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杨世明突然愣住了。隔壁说话的这位解放军首长，怎么有着如此熟悉的浏阳口音？这个声音，这个语调，仿佛把他拉回到了多年前的家乡。一个大胆的猜测在他心中升起，他悄悄地从门缝中往里看了一眼，那个坐在那里指挥作战的解放军将领，竟然是自己的堂弟杨世骏！ 哨兵立即用枪指向了杨世明，紧张的气氛在房间里弥漫。杨勇定睛一看，脸上浮现出既惊讶又欣喜的表情：＂明哥，你怎么在这儿？＂这一声呼唤，拉近了时空的距离。 杨世明放下了手中的武器，杨勇向杨世明解释了解放军的政策，并说服他放下武器。当时的贵州虽然名义上已经解放，但实际上全省大部分地区仍掌握在土匪手中。贵州特殊的地理环境成为了土匪们天然的藏身之所：崎岖不平的地势，高山环绕的地貌，交通不便的条件，都使得剿匪工作异常艰难。 在贵州80个县城中，土匪就占据了35个，广大农村地区也在他们控制之下。当时武装土匪的人数高达13万之多，比解放军进入贵州的兵力还要多得多。加上国民党特意留下的武器装备和散兵游勇，匪患成为了杨勇治理贵州的最大障碍。 面对杨世明的坦白，杨勇没有责备，而是立即拿出纸笔，为他写了一份起义证明书。杨世明拿着这份＂尚方宝剑＂，迅速聚集了那些准备上山的或已经上山的警察队伍，带领他们回到了正轨。 在杨勇的感召下，杨世明和他的部下积极投入到剿匪工作中来。凭借对当地情况的熟悉和对土匪活动规律的了解，他们为解放军提供了宝贵的情报和支持，并在多次战斗中立下战功。后来，杨世明得以进入贵州政协工作，开始了新的人生篇章。 通过解放军工作队的努力，到1951年3月，贵州有将近15万以上的土匪放下武器，下山接受改造。从开始剿匪到1951年8月，解放军在贵州进行了450多场大中型的剿匪作战，消灭顽固抵抗的土匪和国民党残余势力1.5万余人，俘虏被胁迫或被欺骗加入的匪众25万人，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 多年后，杨勇回到浏阳老家时，仍然记得那次危险的相遇。他对亲友们说起当年差点被杨世明＂崩了＂的事，话语中带着庆幸和感慨。在1976年春节，杨勇见到老部下魏鸣森时，也感慨地表示当年在贵州的经历真是命悬一线，如果不是魏鸣森的警觉，后果不堪设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