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败，慈禧的“祸”可不只是“挪用北洋水师军费”   1893年，慈禧太后迎来

甲午战败，慈禧的“祸”可不只是“挪用北洋水师军费”   1893年，慈禧太后迎来了她六十岁的大寿。   早在庆典前一年，清廷便着手规划庆典的各项细节。   慈禧要求这次庆典的规格绝不低于乾隆时代的标准。   清朝政府成立了专门的筹办班子，囊括了许多高级官员，其中包括了礼亲王世铎、庆郡王奕劻等人，他们负责筹备礼仪、工程以及资金等各项事务。   初步估算的花费为3600万两白银，几乎等同于清朝一年的财政收入的一半。   慈禧的政府采取了多种“创收”手段。   首先，各地官员被要求捐款，甚至扣除了他们四分之一的廉俸。   这项措施使得清朝各地的官员不得不动用公款进行“捐赠”。   除了地方官员，洋务企业与商人也被要求捐献。   为了填补预算的空缺，庆典筹备班子决定挪用铁路和边防的经费。   即便如此，庆典依旧如期举行。   宫廷内外充满了庆祝的气氛。   然而，在此期间，日军在九月攻占了平壤，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遭遇惨败。   尽管如此，慈禧依旧决定继续举行庆典。   直到10月，尽管战局愈发紧张，慈禧依然按照既定计划，视若无睹。   这种对庆典的坚持，引发了广泛的批评。   康有为等维新党人士，更是公开将这场庆典与甲午战败联系起来。   许多人认为，正是慈禧对北洋水师经费的“挪用”，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失败，甚至有言辞激烈的历史学者认为，如果没有慈禧的奢侈，清朝的北洋水师定能在甲午战争中取得胜利。   北洋水师的经费是由海军衙门负责。   海军衙门还肩负着修建铁路、操练东北兵等多重任务。   在海军衙门的众多事务中，最为奢华的当属修建颐和园的工程。   这个工程在光绪十四年便已悄然开始，当时许多资金实际上都来自这个衙门的经费账户。   慈禧确实通过海军衙门的管理，将大笔资金用于修建颐和园，尤其是在光绪十二年，这笔资金更是以“恢复昆明湖水操”的名义被大规模投入。   北洋水师的资金主要来自“海防常年经费”，而海军衙门的资金池则大多被用在了颐和园等工程的建设上。   最为人们所诟病的，是所谓的“万寿山集款”事件。   为了支持颐和园的建设，海军衙门曾于光绪十四年冬天向各省筹款，其中筹集了约二百六十万两白银。   这笔资金名义上用于海军建设，但实际大部分资金并未直接用于北洋水师的扩建。   相反，这笔钱被存入了外国银行，并在随后的几年里产生了利息。   这些利息被用作了颐和园的建设。   同时，海军衙门也通过其他手段从北洋水师的经费中转移了约六十万两白银。   但相较于北洋水师的庞大经费而言，这一部分的资金流失并未构成致命打击。   事实上，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北洋水师的年经费已经达到一百三十七万两白银，远超当时日本联合舰队年经费八百万两。   光绪十七年，奕劻的奏折揭示为了支撑颐和园的建设，海军衙门每年从海军的经费用中拨出三十万两白银。   自光绪十七年起，关东铁路的建设成为了另一项紧急任务。   按理来说，铁路的修建对于改善清朝的交通和经济至关重要，但由于颐和园的资金需求，铁路工程的进展显得异常缓慢。   到光绪十九年时，关东铁路仅修至山海关，但工程的资金因颐和园的高额支出而被中断，每年约二百多万两白银的铁路经费也因此被转移到园区的建设上。   光绪二十年，官员文廷式的奏折中提到，单是从光绪十五年起，海防新捐的五年累计金额就高达八百万两白银。   然而，即便有如此巨额的资金，北洋水师仍然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问题。   丁汝昌在甲午海战前夕提出的仅需十五万两白银用于舰船锅炉更换的请求，竟未能从海防新捐中获得拨款。   此外，清政府还从德国华泰银行的五百万马克借款。   尽管这些资金被用于海军建设，但清政府却将还款压力转嫁到普通百姓身上。   值得注意的是，在甲午战争后的惨败，颐和园的资金需求并未减少。   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愈加严峻，但每年仍然维持着对颐和园的高额资助。   参考文献：[1]李细珠.一个人与一个时代——论慈禧太后及其统治的是非功过[J].安徽史学,2014(3):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