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第一叛将”晚年要求返乡定居，邓小平这样处理 1901年11月出生于广东省乐昌县长来镇长来村的龚楚，在他二十三岁时期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年纪轻轻的龚楚由于当时国家纷争不断，从而获得了许多的机会，参与过许多大大小小的战役。 龚楚在这些大大小小的战役中表现优异，在红四军中担任职务的时候，中共中央省委给红四军前委的信，都把红四军简称为“朱毛龚”，也就是朱德、毛泽东和龚楚。 1932年底，龚楚由于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被撤销了原本正在就任的军长职务。当时的“右倾机会主义”因为在统一战线中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后期对国民党的进攻也是一退再退，让共产党人失去了许多先机，导致了当蒋介石、汪精卫之流发动反革命政变时，中国共产党遭受到惨重的失败。 叛逃国民党 1933年，中央苏区开展了“消灭地主”的运动。当时的中国一切尚在摸索启蒙，只能不断地验证“失败是成功之母”这一名言来确定前进的发展方向。当时“消灭地主”的清算运动开始逐渐变化扭曲，甚至牵连到红军干部们的家属，任是父母还是叔伯，家中财产均被没收，所有人都在战战兢兢的自危当中。 龚楚对此次运动则表达出了不同的意见，鉴于他曾经有过前科，自然而然地，“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就再一次扣在了他的头上，并遭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教育，给予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重新到红军大学高级研究班受训。 1935年，龚楚奉命率领红军队伍到湘南开展游击战争，结果遭到了重大失败，甚至与中央也失去了联系。 一个革命员与上级失去联系，就相当于在战火中孤伶飘渺，极易受到诱惑。当时国民党在与红军打游击战的同时，也伸出了橄榄枝，对着红军党员们猛撒金银财权，以求当中有人能够投降变节，给予红军痛击。 1935年5月2日，龚楚带领少部分红军从临武基地赶赴郴县黄茅村。当天晚上，龚楚就声称身体不适早早睡下，然后趁半夜警卫酣睡、守卫薄弱之际，逃离黄茅村，奔赴自己的故乡长来村，龚楚叛变了。后成功经张昭芹引荐，在余汉谋的粤军中任游击司令、剿匪指挥官等高位。 所谓的剿匪，就是清剿共产党红军，龚楚叛变后立刻就对自己曾经的战友们持刀相向。由于龚楚在共产党红军中赫赫有名，职务甚高，是当年投敌叛徒中职位最高的人，故又被人们称为“红军第一叛将”。 在叛变之后，龚楚一改往常本色，疯狂地凭借着自己之前担任高位所获得的信息，对共产党红军进行疯狂的清剿，拔除了许多打入国名党军内部的中共人士。 同时利用自己之前身为共产党红军指挥官的职务之便，化身为红军游击队，对红军进行了严重的打击。 远在他方，渴求回乡 1949年10月，当时的国民党大势已去，龚楚深知自己已无路可走，遂向他曾经的下属林彪所带的部队投降。投降之后的龚楚由于担心战后清算问题，为保住小命而滞留在香港，并化名龚松庵这一个颇有禅意的名字，在香港兴办实业，弃戎从商搞起了创业。 龚楚在香港一待就是四十多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国相关法院部门发布关于不再追诉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建国前犯罪行为的公告后，许久没有回到家乡的龚楚心动了。当时的他已经将近九十岁，自然有落叶归根的想法。 然而他这样一个红军叛将、国民党军人的回乡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了，相关的接待礼仪与规格都需要严谨的考虑。当时省统战部门对于龚楚回乡的最后批复是“按原国民党中级军政人员接待来往”，也就是说他现在是国民党军人，而非共产党人。 在有关部门进行协调之后，龚楚与其夫人在1990年9月13日晚坐上了前往韶关的火车。到了乐昌县之后，龚楚递交了三封事先写好给邓小平、杨尚昆和王震的信，内容均是问候与回乡长住的请求，可见他回乡之心切。 为了回乡，龚楚还委托人以自己的名义给曾经一起共事多年的邓小平发电报，说明他已从香港返乡的事情。后来，在北京的邓小平给龚楚打电话，当时年纪老迈老眼昏花的龚楚听着电话那头邓小平的问候，眼泪止不住地从他几近失明的双目中流出。 邓小平愿意给他打这个电话，就足以说明他的态度。回乡前的龚楚战战兢兢，却不知他的家乡政府为他置办的居住条件算是十分优越的了，家用电器一应俱全，若无上级领导的示意，又何人敢这么做呢？ 这样大方的行为在平头老百姓眼里看来可能不甚解气，但站在国家领导人的角度，却有着十分的涵养，也更能让对方羞愧。 龚楚曾经大小也是个人物，虽然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但如今时过境迁，回到家乡的他还是有不少政府官员前来拜访看望的，同期国内不少文史单位的工作人员也闻风而动，力求在他那听到点曾经不为人知的历史事实。 人年纪大了就是喜欢热闹，年近九十的龚楚在晚辈们的吹捧之下，思维敏捷、记忆清晰地回忆往事，但是他回忆的都是曾经还在共产党红军旗下的往事，对于叛逃后的国民党军生涯则是只字不提，被人问起也只说记不得了。 1995年7月，龚楚于其老家长来镇的家中去世，享年9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