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飞行员高长吉竟不顾伟人的禁令，直接击落越界挑衅的敌机，谁料，这竟让空军领导犯了难，可当伟人得知后，当即批示：拘泥于条条框框而畏首畏尾，怎能打胜仗呢？ 1965年3月18日，当歼6战机稳稳降落在汕头机场跑道上时，驾驶舱内走出的是空18师54大队副大队长高长吉，他刚刚在东南沿海上空击落了一架蒋军的RF-101侦察机。 这本应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RF-101作为当时最先进的超音速侦察机之一，凭借其惊人的速度和灵活的作战方式，长期以来都是我军防空部队的心腹大患。能够成功击落这样一架＂魔术师＂，在技术层面上无疑是一次重大突破。 但当高长吉走进指挥部时，却没有看到预期中的庆功场面。空军指挥员们的脸上不见喜色，反而笼罩着一层化不开的愁云。原因很简单：在这次战斗中，高长吉违反了一条最高级别的军令——战机不得出海作战。 这个军令不是普通的战术规定，而是来自最高统帅部的严格命令。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这样的规定有其特殊的战略考虑。高长吉在追击敌机的过程中，不顾地面指挥部的多次警告，执意追出海岸线。尽管最终取得了战果，但违抗军令的事实已经造成。 消息很快传到了空军高层。对于军队来说，纪律如同钢铁，令行禁止是最基本的要求。高长吉的行为，虽然打了胜仗，却让军队领导层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严格执行军纪，这位勇敢的飞行员可能面临严厉处分，甚至是军事法庭的审判；如果网开一面，又显得军令不够严肃。 面对这样的困境，高长吉的态度倒是十分坚决。据当时在场的战友回忆，他主动向领导请求接受处分，表现出了一个军人应有的担当。这种态度，反而让处理这件事的领导更感为难。毕竟，在很多人看来，高长吉此举是为了捍卫国家领空主权，其出发点无可指责。 就在空军上下都为这个问题犯难之际，这个看似棘手的问题却在最高层得到了出人意料的解决。当战报送到北京后，伟人对这次空战做出了十分积极的评价。他说：“拘泥于条条框框而畏首畏尾，怎能打胜仗呢？”这个批示不仅化解了高长吉的困境，更为整个空军的作战理念提供了新的思路。 要理解这场空战的意义，我们需要回顾当时的历史背景。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RF-101这款超音速侦察机成为了我国防空系统最大的威胁之一。这款被称为＂魔术师＂的战机，具备超低空飞行和超音速巡航的能力，其1800公里的时速让它几乎立于不败之地。 蒋军空军在1959年从美军获得了4架RF-101，随即开始了频繁的侦察行动。这种战机装备了6部高精度航空相机，能够执行各种角度的空中侦察任务，被誉为＂西方的战略眼睛＂。它采用的战术十分狡猾：先以超低空飞行避开雷达探测，到达目标区域后快速爬升进行拍摄，随后迅速脱离。这种＂闪电战＂式的侦察方式，让我方防空部队几乎无计可施。 在1962年的短短两个月内，蒋军就出动了26批次的RF-101侦察行动，平均每两天就有一次侦察飞行。这种嚣张的行为，让我军将士深感屈辱。虽然在1961年曾经有过一次成功击落RF-101的案例，但那更多是依靠运气。我军装备的苏制高炮在万米高空上威力大减，很难对付这种高速目标。 转机出现在国产歼6战机服役之后。这款新型战机虽然最高时速仍低于RF-101，但其优异的加速性能和17500米的升限，为拦截RF-101提供了新的可能。特别是它只需66秒就能爬升到万米高度，这种性能优势为后来的空战奠定了基础。 高长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为王牌飞行员的。从1947年入伍，到1951年在朝鲜战场上被选拔为飞行员，他的军旅生涯与新中国空军的发展历程紧密相连。作为54大队的副大队长，他曾参与过1958年著名的＂三比零＂空战，在短短2分钟内就协助击落敌机2架、击伤1架。 1964年底，空18师选派精英到广东兴宁机场执行防空任务，54大队成为首选部队。作为大队的佼佼者，高长吉有幸成为首批驾驶歼6的飞行员之一。为了应对RF-101的威胁，空18师还专门制定了详细的作战预案，并进行了二十多次针对性演练。 在1965年3月18日那场关键的空战中，这些准备终于派上了用场。当两架RF-101出现在汕头东南上空时，高长吉准确预判了敌机的行动路线。他没有盲目追击低空飞行的敌机，而是选择在11000米的高空守候，这个战术选择为后来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在追击过程中，高长吉驾驶的歼6战机多次面临失控的风险。当时的追击速度已经超过了战机的设计极限，机身剧烈震动，飞行员承受着极大的负载。但正是这种极限追击，最终创造了击落RF-101的好机会。 这次空战的胜利，不仅打破了RF-101＂魔术师＂不可战胜的神话，更重要的是证明了中国空军已经具备了应对现代空战的能力。这场胜利之后，敌机的侦察活动明显减少，我国的领空安全得到了更好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