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21岁的权贵云跟有妇之夫同居，并生下一个女儿。4年后，他们的关系被迫公开，男人对她说：“我不可能离婚，你走吧！”岂料，因为权贵云不从，男人去世时，6个子女没有一个为他送终。 那是个风和日丽的日子，茅以升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低头画着桥梁设计图，突然一个身影挡住了光，他抬头一看，是个活泼的女孩，从此他的生活再也不平静。 21岁的权贵云站在他面前，脸上挂着毫不掩饰的笑容，手里拿着一朵刚摘下的野花，“先生，这花送给你，你的图画得真好看！”茅以升愣了一下，50岁的他早已习惯了严肃的工程世界，哪里见过这样大胆又明媚的女孩？ 他推了推眼镜，笑了笑，却没说话。可谁能想到，这一刻，竟成了他人生翻天覆地的转折点？ 1946年的上海，空气里弥漫着战后复苏的气息。黄浦江边人来人往，租界的洋楼在阳光下闪着光，茅以升却坐在公园的角落，手里的铅笔在纸上沙沙作响。 他是钱塘江大桥的设计者，中国的桥梁大师，头顶光环无数。可那天，权贵云的出现，像一阵风，吹乱了他平静的生活。她递过那朵野花后，又自顾自地坐了下来，歪着头看他画图，嘴里还念叨着：“这桥要是建起来得多漂亮啊！” 茅以升被她逗笑了，忍不住多看了她几眼。那一刻，他似乎忘了自己肩上的责任，忘了远在老家的妻子和六个孩子。 权贵云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孩，21岁的年纪，正是青春洋溢的时候。她在上海谋生，靠着一腔热情和几分机灵，日子过得简单却快活。那天之后，她三天两头跑来找茅以升，有时带点街边买的小点心，有时只是陪他坐着聊几句。 她眼里的光亮，像极了茅以升年轻时未曾拥有的自由。他被她感染了，心底那根紧绷了半生的弦，悄悄松动。没过多久，两人越走越近，甚至开始了同居生活。1947年，权贵云生下一个女儿，取名茅玉麟。 小小的出租屋里，孩子的哭声和权贵云的笑声交织在一起，茅以升看着她们，心里满是复杂的情绪——幸福中夹着愧疚。 可纸终究包不住火。四年后的一天，茅以升在上海参加一场聚会，有人起哄让他讲讲“真心话”。他喝了几杯酒，脑子一热，竟把这段隐秘的感情说了出来。消息像长了翅膀，飞回了老家镇江。戴传蕙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院子里晾衣服，手里的竹竿“啪”地掉在地上。 她愣了好久，才扶着墙慢慢坐下。这个沉默寡言的女人，17岁嫁给茅以升，陪他从一穷二白走到功成名就，六个孩子都是她一手带大。家里灶台上的油烟味，孩子们的书本费，她从不抱怨，只想着让丈夫在外安心工作。可现在，她的世界塌了。 戴传蕙没吵没闹，只是整个人像丢了魂。她开始吃不下饭，夜里睡不着，眼睛盯着天花板发呆。邻居们议论纷纷，有人劝她离婚，有人说她傻，可她只是摇摇头：“孩子们还小，我不能散了这个家。”她心里还存着一丝希望，希望茅以升能回头。 可那希望终究落空，没几年，她的身体彻底垮了，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临终前，她拉着长子茅于越的手，低声说：“别怪你爹，他有他的难处。”可茅于越怎么能不怪？他眼里，母亲的死，全是父亲和那个叫权贵云的女人害的。 戴传蕙去世后，茅以升的日子也不好过。他已经年近80，头发花白，走路都得拄拐。孩子们跟他渐行渐远，尤其是茅于越，每次提起父亲，语气里全是冰冷的愤怒。有一天，茅以升把长子叫到跟前，试探着说：“你娘走了这么久，我想再找个人照顾我。” 茅于越冷笑一声：“谁啊？那个权贵云？”茅以升点点头，还没开口解释，茅于越就拍桌子站了起来：“你害死了娘，现在还想把她带回家？你对得起我们吗？”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从那天起，六个儿女再没踏进过家门。 可茅以升还是做了那个决定。他把权贵云接回了家，两个人在镇江的小院里安顿下来。院子里的老槐树下，权贵云会给他泡杯茶，他则坐在藤椅上翻翻旧书。 可这份平静背后，是儿女们的彻底决裂。1989年，茅以升去世，93岁的高龄，身边却空无一人。六个儿女没一个来送他最后一程，连个花圈都没送。街坊们私下议论：“这老爷子造桥是把好手，可惜修不好自己的家。” 茅以升走了，留下的钱塘江大桥依旧屹立，承载着无数人的来往。可他的故事，却像桥下的江水，翻滚着恩怨纠葛。他用一生证明了桥梁可以连接两岸，却忘了，家里的裂痕一旦出现，再深的学问也填不平。 据记载，茅以升晚年曾写下过一段话：“人生一征途耳，其长百年，我已走过十之七八。桥何名欤？曰奋斗。”只是，这奋斗的桥，终究没能通向儿女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