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郭沫若去世8个月后，他的妻子于立群突然自杀身亡，从一份遗物信件中得知，于立群亲姐姐早就怀上了郭沫若的孩子，而她自己还嫁给了“仇人”。 1934年，于立忱在《大公报》的帮助下，因健康原因到日本治疗，并兼任东京特派记者。她的居所与郭沫若不远，这成为两人相识的契机。 刚到东京的于立忱，也因郭沫若的近在咫尺而兴起拜访的念头。 她在初次见面便给郭沫若留下深刻印象。 在这异国的土地上，两位才子的相遇，虽没有跨越道德的界限，却不可避免地激起了情感的波澜。 尤其是在郭沫若的妻子郭安娜的察觉下，这份情感显得更加微妙。 郭安娜和郭沫若的关系源于一场偶然的邂逅，并逐渐演变成深厚的爱情。他们在经济拮据和家庭反对的双重压力下，仍选择了在一起生活，并育有五个孩子。 但于立忱的出现，无疑给郭家带来了某种微妙的变化，即使未有明显的过界行为，郭安娜的敏感使她感受到了潜在的威胁。 在东京期间，于立忱不仅专注于自己的医治，同时她的工作也涉猎广泛，从翻译政治经济文章到深入报导日本的社会动态。 在这一过程中，她还与谢冰莹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然而，健康状况的恶化再次让她住进了医院，而这次住院，意外地与她私生活中的某些细节被谢冰莹记录在文章中，引发了外界对她个人情感的猜测。 郭沫若在此期间也曾多次探望于立忱，而她对他的深情，虽然未曾明言，却也为外界所识。 这段关系最终未能转变为更深的联结，因为《大公报》社长张季鸾，出于对于立忱的个人感情，决定停止资助她的费用。 在多重压力下，于立忱被迫返回国内。 回到国内后，于立忱的身心状态持续恶化。 她一直未能摆脱疾病的困扰，心理上也逐渐积累了抑郁情绪。 尽管医护人员尽力照顾，她的健康和心理状况仍旧每况愈下。 最终，她在绝望中选择了自杀，留下了一封绝命书。 于立忱留给了郭沫若一叠情书，这些书信后来被她的妹妹于立群转交给了郭沫若。 于立群自十四岁便踏入演艺圈，历经风雨成为上海明星。她的外表与举止，似乎藏着于立忱的影子，却又有着独到的个人风格。 郭沫若初次见到她时，便被她那种既保持纯真又不失个性的特质所吸引。 于立群的这种独特气质，让郭沫若感受到了一种罕见的纯洁与美好。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的关系逐渐加深，最终发展为夫妻。 这段关系不仅仅是基于情感，更多的是彼此之间的深刻理解和生活的共同承担。于立群不仅是郭沫若的妻子，更是他的秘书，处理着所有家庭与工作上的事务。 她的生活几乎完全围绕着郭沫若展开，无论是家庭事务还是社交活动，于立群都承担了巨大的压力。 然而，这段关系并非没有争议。许多人质疑郭沫若的感情是否真挚，认为于立群的付出与牺牲远超过了她所得到的。 尤其是在郭沫若去世后，于立群更是陷入了深深的孤独与绝望之中。她在努力维护郭沫若的文学遗产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回忆起与他共同度过的岁月，这种重负最终导致了她的崩溃。 郭沫若和于立忱的故事，多年来一直被夸大和误解。这段历史源自于谢冰莹1984年的一篇文章，当中提到郭沫若和于立忱的情感纠葛，以及引发的悲剧。谢冰莹在文章中描绘了郭沫若对于立忱的追求始于1932年，而这段描述后来被误读和传播，成为攻击郭沫若人品的证据。 1932年，郭沫若为逃避国民政府的追捕，离开中国前往日本。 此时，他已与郭安娜结婚，并育有子女。郭沫若与郭安娜的婚姻是基于深厚的感情，两人相互扶持，共同面对逆境。在这样的情况下，关于郭沫若冷落郭安娜，疯狂追求于立忱的说法，显然与事实不符。 文章中提及的于立忱，在1935年与谢冰莹在日本相遇。 如果依据谢冰莹的说法，于立忱此前已在日本与郭沫若有过情感联系，那么时间线和地理位置都显得牵强。实际上，郭沫若在日本的日子，大部分时间都在与政治风波作斗争，他的个人生活空间极其有限。 随着时间的流逝，谢冰莹的文章中的一些描述，被后人误读，逐渐演变成一个关于背叛与悲剧的故事。而事实上，郭沫若和于立忱之间的真实情感联系远没有文章中描述的那般曲折。 数十年后，当于立群整理郭沫若遗物时，误以为发现了郭沫若的背叛与秘密，这对她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冲击，最终选择了自杀。 这个事件再次被外界解读为郭沫若人品问题的证据，尽管真相可能远不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