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滇军创始人唐继尧十分好色，他手下有一位军长叫庾恩旸。庾恩旸的夫人钱秀芬美貌动人，唐继尧便利用职务之便，给庾军长戴上了绿帽子。
一九四九年深秋，昆明滇池畔掀起阵阵涟漪。这座见证了无数历史风云的湖泊，在这一天又添上了一笔浓重的一笔。曾任昆明市长的庾恩锡在这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他的家人早已移居台湾。这位在烟草界曾创立＂大重九＂品牌的实业家，带着满腹心事，选择了这种方式告别乱世。 时光倒流二十余年。在民国军阀割据的年代，滇军势力如日中天。庾氏兄弟以其出众的才干，在军中步步高升。其中，庾恩旸更是凭借着过人的军事才能，得到了滇军创始人唐继尧的重用，被委以军长要职。彼时的云南军界，庾恩旸可谓是冉冉升起的新星。 庾恩旸的妻子钱秀芬，是当时昆明城内少有的美人。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这对夫妻的婚姻曾被视为佳话。庾恩旸为人正直，在军中素有威望；钱秀芬贤淑大方，在昆明上流社会也极有声望。两人琴瑜和鸣，本该是一段美满姻缘。 然而，这份平静很快就被打破了。唐继尧作为滇军的最高统帅，在一次军中宴会上初见钱秀芬。这位在军旅生涯中纵横捭阖的统帅，一向以好色闻名。当他的目光落在钱秀芬身上时，一场悲剧的序幕就此拉开。 唐继尧他开始以各种方式靠近钱秀芬，利用权力施压，甚至直接插手庾恩旸的军务，将其外调或置于尴尬的局面，以便能够更接近钱秀芬。这样的行为对庾恩旸来说无疑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屈辱，但在当时的权力结构下，他几乎无力反抗。庾恩旸是一个典型的军事将领，他的忠诚主要体现在对滇军事业的无私奉献上，而非对家庭关系的强硬捍卫。在唐继尧的压迫下，他的沉默或许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1926年，北伐战争掀起了中国现代革命的高潮。国民革命军自广州出师，沿途席卷了军阀势力盘踞的地区，革命声势浩大。然而，唐继尧并未响应北伐军的号召，反而选择与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阀势力合作，公开唱起“反共”“讨赤”的调子。这种选择表面上是为了维护云南的独立自主，实际上则反映了唐继尧对革命浪潮的保守态度。他高举国家主义旗帜，试图将云南的局势与全国革命割裂开来。但这一决策，却使他逐渐失去了民心。 同年11月，中共云南地下组织的成立，标志着云南人民开始以更加有组织的方式对抗唐继尧的统治。地下党迅速组建了“云南政治斗争委员会”，以“倒唐”为核心目标。这一委员会的成立，是对唐继尧长期以来集权统治和政治压迫的一次有力回应。通过发动民众、争取云南内部反唐势力的支持，“倒唐”运动的声势日益壮大。 1927年2月6日，一场改变云南政局的兵谏发生。滇军内部的四镇守使——胡若愚、龙云、张汝骥、李选廷联合行动，对唐继尧采取了实际上的软禁和威逼。面对内部强大的反对力量，唐继尧无力抵抗，被迫宣布下野。这次兵谏不仅终结了唐继尧多年的统治，也为龙云等新兴势力的崛起铺平了道路。唐继尧的下台，是滇军内部政治力量重新洗牌的结果，也是他在云南长期实行高压政策所积累的反对情绪的一次集中爆发。 唐继尧的去职并未平息外界对他的关注。几个月后，他因病去世，享年仅44岁。这位曾经意气风发的滇军统帅，最终以一种令人唏嘘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在他的葬礼上，云南当局以公葬规格表达了对他的悼念。尽管他在晚年备受争议，但护国战争期间的功绩仍为他赢得了一定的历史地位。 护国战争无疑是唐继尧一生中最辉煌的篇章。在这场战争中，他以滇军为基础，与蔡锷等人联手发起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滇军的出征不仅改变了云南在全国的地位，也对推翻袁世凯的独裁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唐继尧因此被誉为“护国英雄”，这段历史成为他个人政治生涯的重要支撑。然而，护国战争的胜利也使唐继尧逐渐滋生了骄傲和固执的态度。他对云南的统治变得更加集权化，与外界革命力量的对抗也更加激烈。 唐继尧去世后，围绕他的评价并未停止。1935年，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基于唐继尧在护国战争中的历史贡献，决定以更高规格重新评价他的历史地位。次年，云南为他举行了国葬仪式，并在昆明大观楼为他竖立铜像，以纪念他对护国运动的贡献。这种褒扬表明，尽管唐继尧在晚年的统治中存在诸多问题，但他的历史功绩仍不可抹杀。 从唐继尧的一生来看，他是一位矛盾的历史人物。在护国战争中，他是坚定的爱国者，展现了高超的军事才能和政治眼光；然而，在北伐战争中，他却与革命背道而驰，逐渐成为一位守旧的军阀。他的下台和去世，不仅是个人命运的终结，也是一个旧时代结束的象征。唐继尧的故事提醒人们，历史人物的功过往往难以简单评判，其成就和局限常常交织在一起，成为时代风云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