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大汉奸”江朝宗临死前，突然哈哈大笑说：“我虽然是人人叫骂的汉奸，可是我活到了82岁，够本了……” 1943年的北平城，暮春时节，一座幽深的四合院内，年过八旬的江朝宗躺在病榻之上。 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上依然挂着往日趾高气扬的神情。即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位臭名昭著的汉奸仍不忘发出一声令人不寒而栗的大笑，扬言自己虽被世人唾骂，却也活到了八十二岁高龄，足以＂够本＂。这最后的笑声，不仅是对生命的狂妄自得，更是对民族大义的莫大讽刺。 江朝宗的一生充满了复杂的政治选择与个人命运的沉浮。从1912年北京兵变到1937年日本侵华，他始终在复杂的历史潮流中找寻自己的立足点。尤其是在抗日战争的风云变幻中，江朝宗的行为更加凸显了一个人如何在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选择了投敌与自我膨胀的道路。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随着日军迅速入侵华北，北平（今北京）沦陷。面对国家的危机，江朝宗做出了一个令人唏嘘的决定——投靠日本。他不再隐藏自己的政治抱负，而是迅速投身于日本占领下的伪政权体制，成为北平“维持会”会长，并兼任“特别市”市长。 对于一个曾自视甚高的政治人物来说，这个职位的确足以满足他的虚荣心。在占领北平后的日子里，江朝宗的心态逐渐变得膨胀和自负，频频为许多商家题写店号和门匾，并特意在落款处加盖“曾秉国钧”印章，极力彰显自己曾经的身份——国务总理。 可惜，这一切的炫耀并未能为他赢得真正的威信和支持，反而成为了外界的笑柄。 江朝宗的政治角色虽然显赫一时，但他从未获得广泛的认同。他的领导能力和号召力非常有限，尤其是在北平局势动荡之时，他的存在更像是一种“附庸风雅”的姿态，而非一位真正能够影响历史走向的政治人物。尤其是他被称为“三定京师”的典故，不仅没有让他收获荣耀，反而成为了他名声的讽刺。这一“定京师”的说法，实际上是指他在三次历史事件中出面主持治安，其中包括了1912年北京兵变、1917年张勋复辟事件以及1937年日军入侵后的“治安维持会”。但无论如何，这一称号似乎都与他的个人能力无关，更多的是历史的偶然与政治环境的使然。 到了1937年12月13日，随着伪华北临时政府的成立，江朝宗被免去“特别市长”的职务，北平“维持会”也随之宣告解散。虽然他仅保留了一个虚职——伪政府委员，但他并没有因此消沉。相反，在离职前，江朝宗愤懑不已，为了打击新成立的政府，他通过取消全市商捐的命令，试图在财政上制造麻烦。然而，这一命令很快被撤销，江朝宗的举动未能造成太大影响。 王克敏对江朝宗的行为进行了报告，日军方面虽然未作直接惩罚，但江朝宗的这种行为显然已经暴露了他对于日本伪政权的失望与不满。 即使在伪政权多次更迭的背景下，江朝宗始终未能恢复真正的政治权力，他被降职为挂名委员。此时的江朝宗，显然已经深感自我价值的流失。然而，这一切并没有让他放弃追求名利。日军驻北平司令官冈村宁次主动聘请他为军部顾问，江朝宗对此感激涕零，开始积极参与筹办“华北经济对策协议会”，并担任副会长，继续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效劳。这一阶段，江朝宗的角色似乎完全变成了为侵略者服务的工具，他的名声和地位早已由曾经的政治家转变为伪政权的傀儡。 1943年9月21日，江朝宗突然去世，北平的各大报纸纷纷刊登了这一消息。为了标榜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江朝宗的家属大办丧事，设灵23天，甚至连冈村宁次也送来了花圈，汪伪政府还特意给他颁发褒奖，足见他在伪政府中的特殊地位。在他的丧事中，敌伪媒体《新民报》更是为其捧场，宣扬江朝宗的所谓“遗惠在民”，并且为他的“治安维持会”提供美化言辞，甚至连一些门生都为其编造出“立下赫赫战功”的传说。对于一个为侵略者效力的伪政权官员来说，江朝宗无疑得到了他所能获得的最后一丝虚荣和荣誉。 江朝宗的一生，几乎是与历史和民族命运背道而驰的。他早年的政治野心和个人抱负，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变得越来越空洞与堕落。从曾经的国民政府高级官员，到成为日本帝国侵华的忠实追随者，江朝宗的政治人生，是一个关于道德沦丧与历史背叛的典型写照。在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他的选择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个人抉择，更是对一个民族命运的背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