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复旦教授朱东润被批斗，68岁妻子不堪折磨悬梁自尽。朱东润抱着妻子悲痛欲绝，突然，一张纸条掉在地上，上面写着：钱在口袋里。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国家动荡不安，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此时的知识分子，普遍心系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们对祖国的历史充满了深刻的关注。许多人从历代忠烈之士的事迹中汲取力量，同时也从历史上腐败政权所导致的外敌入侵等事件中汲取教训，力图为国家的振兴出谋划策。在这时期，衰乱的历史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焦点。
朱东润在学术上极为勤奋，他每开设一门新课，都会在备课的基础上撰写相关的著作。讲授《史记》时，他便创作了《史记考索》一书。这部作品的写法相对传统，重点集中在对重要著作义例的辨析、考证与辑佚上。在此之后，他又撰写了《汉书考索》和《后汉书考索》。
朱东润于1896年出生在江苏省泰兴县，来自一个曾经显赫的家族。虽然家道中落，家里常常依赖典当度日，但他的父母依然努力攒钱供他上学。六岁时，朱东润就进入了家里一位叔叔开的私塾，开始了他的求学之路。由于年幼时容易厌学，每当他想逃学时，母亲便会抓住他的辫子（那时男孩女孩都扎辫子），强行把他拖进学堂。父亲心软，看到这一幕时，总会从屋里出来喊道：“不用拖了，孩子不准备考状元。”
他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表示：“‘不准备考状元’对我来说，实际上是一种教育。它让我在别人拼命向上爬的时候，学会停下来思考。这对我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那是1968年夏天一个燥热的午后，上海复旦大学的校园里一片寂静。朱东润教授像往常一样被叫去＂接受教育＂，临走前他看了看坐在堂屋里的妻子邹莲舫。当时的他并不知道，这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妻子。
几个小时后，当朱东润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中，迎接他的是一片异常的安静。他推开虚掩的房门，看到的情景让他瞬间如坠冰窟：他年逾花甲的妻子，正悬挂在房梁之上。
他颤抖着将妻子的遗体抱下，这位年过七旬的老教授此刻再也支撑不住，双膝重重跪在了地上。就在这时，一张折叠整齐的纸条从邹莲舫的衣襟中飘落。朱东润颤抖着手将它展开，上面只写着简单的五个字：＂钱在口袋里＂。
此时此刻，这位在讲台上运筹帷幄的教授，竟连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他们夫妻相守近五十年，从未红过脸，却不得不以这样悲痛的方式分离。她的离去被官方定性为＂畏罪自尽＂，连她的骨灰都未能保留下来。这让朱东润更加痛苦，因为连同穴而眠的愿望都无法实现了。
事后人们才知道，邹莲舫将家中的一切都收拾得整整齐齐，把平日里省吃俭用攒下的钱都收在了一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依然想着要让丈夫的生活能够继续下去。这位68岁的老妇人，她曾经将丈夫多年来的学术成就写成大字报，贴满墙壁，希望能为丈夫讨回一个公道。然而，这样的举动却让她成为了新的批斗对象。最终，这位贤淑的妻子选择了用自己的生命来表达最后的抗议。
朱东润常自称为“笨人”，其治学方法亦以“笨法”为主，学书亦然。自立志学书之初，他便为自己设定了长远的目标：愿意花费二十年时间研习篆书，再花二十年学习隶书，待基础稳固后，再用二十年时间攻读行书和草书，期望在晚年能有所成就。有人曾质疑他，认为如此漫长的计划若天命不长，如何能完成？他答道，学问讲究的是基础，书法亦是如此，循序渐进才是唯一的途径。如果上天不给予足够的时光，那只能说是人寿有限，并非学书的失败。
1937年初，因家中空间狭小，子女众多，他决定回到泰兴老家修建新房。春天开始采购物料，5月动工，但直到8月工程仍未完成，武汉大学的开学日期即将到来，于是他只能将家中的事务交给妻子邹莲舫，自己匆匆赶回武汉。此后，战火蔓延至江东，他对国家和家庭的忧虑不断加深，待到学期结束，便立即从武汉出发，经香港、上海返回泰兴。
幸运的是，当时日军仅在靖江驻军，泰兴尚未受波及。回到家后，他写下了诗句：“乱山烽火照征途，岭海归来万里逋。忽喜重生对故剑，漫擎双泪数群雏。无人坐使悲横术，有子还须字破胡。多少伤心无限恨，敢云吾亦爱吾庐。”这一情感，与杜甫在《北征》和《羌村》中的感怀相似。
进入晚年后，朱东润依然专心于书法艺术的追求。尽管身体逐渐衰老，他依然坚持书写，习字时常用墨，且往往是大块的墨锭，每次购买新墨时，他常笑言，不知道这些墨是否能完全用尽。即便如此，没过多久，他又不得不再次购买墨锭。
朱东润曾提到，年老的人容易心神散漫，但习字时需要全神贯注，气血贯注，精神凝聚，因此对身体健康也有所益处。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身体的衰弱，他开始减少大幅的篆书和隶书创作，但偶尔应朋友的请求，他依旧会为人写一些篆书。虽然精力不如从前，但他依然毫无保留地答应了各方求书的请求，直至他卧病在床，仍不忘挥毫应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