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的秘书纪东在其回忆中有如下一段描述：“我曾经偶然间看到了周总理为排解心中苦闷、艰难情感的一个侧面。那是1970年夏天庐山会议之前。一天中午，周总理休息时，我去他的办公室整理文件，无意中看到一张32开的白纸上，周总理用铅笔写下的几句戏文，‘不公与不干(西厢记)：做天难做二月天，蚕要暖和参要寒。种菜哥哥要落雨，采桑娘子要晴干。”
1966年3月8日凌晨5时29分14秒，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发生了6.8级的大地震。10日下午，周恩来亲自前往灾区最严重的白家寨村，关心灾民的情况。一路上，他不停停下来与群众握手，关切地说：“乡亲们，你们受苦了、受惊了、遭灾了，我来迟了。”当天，刮着猛烈的西北风，但周恩来发现群众都背对着风而坐，他见状并不同意这种安排，坚持让群众背风而坐，而他自己则迎着刺骨的风讲话。
周恩来一直对遇到的人充满人道主义的关怀，他对所有人都给予真诚的帮助，前提是这些人并非战场上的敌人。在1949年，国共胜负已定，国民党派出张治中率团前往北平与中共和谈，虽然这一谈判毫无结果，最终连国民党的代表也自愿留下不归。然而，张治中却坚持自己作为团长应当回去复命。谈判本该已到此为止，而周恩来已经完成了使命，原本可以享受胜利者的骄傲。
但他却展现了不同的一面，他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指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现在不能再对不起另一位姓张的朋友。”于是，他亲自到六国饭店看望张治中，劝他说：“你要认清蒋介石的本质，绝不能天真。”周恩来与张治中约定，第二天一起去接一个人。第二天，当张治中来到西苑机场时，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幕：走下飞机的竟是他的妻子。
1970年的夏季，北京的天气闷热异常。这一天中午，周总理的秘书纪东像往常一样去办公室整理文件。阳光透过窗户斜斜地洒在办公桌上，映照出桌面上零散摆放的各类文件。就在这看似平常的一天，纪东无意间发现了一张被随意搁置的32开白纸，上面是周总理用铅笔所书的几句戏文。
那是一段出自《西厢记》中＂不公与不干＂的唱词：＂做天难做二月天，蚕要暖和参要寒。种菜哥哥要落雨，采桑娘子要晴干。＂铅笔字迹工整有力，透露出书写者深厚的文化功底。这几句看似简单的戏文，却包含着深刻的寓意，也让人不禁联想到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
1970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国内政治形势复杂多变。作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肩负着繁重的工作任务。每天从清晨到深夜，他都在处理各种国家大事，午休时间往往也被各种紧急事务所打断。能够抽空写下这么几句戏文，实属难得的片刻清闲。
这个时期，周总理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方面要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处理日常政务；另一方面还要协调各方关系，平衡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正如那句＂做天难做二月天＂所暗示的，他所处的位置犹如二月的天气一般变幻莫测，难以把握。
在繁忙的政务之余，周总理仍保持着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这张被随意搁置的白纸，恰恰反映出他在百忙之中仍不忘以文抒怀的一面。
周恩来一直注重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经常深入基层，倾听群众的疾苦和呼声。他与百姓促膝交谈，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并将他们的意愿和需求转化为党的方针政策，真心实意地为人民谋取利益。1958年7月，周恩来到广州新会进行视察。他在安排自己的起居饮食时，特别叮嘱县委领导要保持朴素，不要让他与群众之间产生距离，并且和县委领导“约法三章”：不要搞特殊照顾，不要搞迎送，不要前呼后拥。
他对司机的要求尤其严格，除了要司机遵守交通规则外，还特别制定了“约法三章”。他要求司机在车开到影剧院、医院、学校等公共场所时，不得按喇叭，因为这些地方是人们休息、学习和娱乐的地方，必须保持安静。当周恩来生病时，他不让司机把车开到医院病房区，而是自己提前下车步行前往病房。他特别注意在车开到交叉路口时，要减速行驶，慢慢通过，因为他认为快车行驶会吓到群众。
1961年3月，周恩来与粮食部负责同志一同研究各省的粮食调拨安排。在核对数据时，周恩来发现有5000万斤的差错。为了找出问题所在，他逐一核对每个省的粮食调拨记录，逐笔计算，但数字依然无法平衡。经过深思熟虑后，周恩来问粮食部负责同志：“当时在调出时，是否已给浙江省加上5000万斤？”经过总理的提醒，粮食部的同志突然想起，确实是漏记了这一项，这就是差错的根源。
1973年6月，身患重病的周恩来回到了阔别20多年的延安。当他得知延安许多地方的百姓仍未解决温饱问题时，心情异常沉重。他说：“延安人民用小米哺育了我们，我们要对得起延安人民啊！”他要求当地领导采取措施，在五年内使粮食产量翻一番，并兴奋地表示：“延安五年粮食翻了番，我一定再来延安。”这种情怀和责任感，体现了他对人民的深切关怀以及为国家和人民付出的不懈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