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局”有一个颇有姿色的女特务叫周志英，1941年她跟戴笠过了一夜后，就以为老板看上自己了，一心想要成为“老板娘”，而戴笠只是逢场作戏，为了摆脱她，只好引诱她举行婚礼，实则将其送进息烽关了两年，谁知她1943年出狱后仍然痴心不改！
戴笠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特务头子，被称为“蒋介石的佩剑”。他的手段狠辣，曾策划并执行了多起血腥事件。他领导的军统特务组织无孔不入，特工人员一度多达五万，分布范围涵盖国民党军队、警察、行政机关、交通运输机构以及驻外使领馆。据传，甚至在日本皇宫内部也有其安插的特务。这种广泛的渗透，使得戴笠被认为是当时中国最危险的人物。
戴笠身材并不高，仅约1.67米，但体格健壮，皮肤黝黑，步伐敏捷。他的外貌特征尤为鲜明，一张长脸，剑眉凌厉，目光犀利。虽然外貌不甚出众，但据传有相士称其为“富贵相”，并预测他前途无量，这使少年时一度自卑的戴笠重拾自信。他因此对马情有独钟，还曾化名“马行健”，意在表达自己的宏伟志向。
戴笠在个人形象上常有令人印象深刻之处，有一位与其交往的美国人描述，他坐在书桌前，身穿丝质长袍，脸上挂着微笑，但同时却伸出了一双异常纤细、细腻的手。那双手被形容为如瓷娃娃般优雅，与其残酷形象形成了鲜明反差。这种矛盾的气质令人不寒而栗，使人对他的阴险印象更加深刻。
他的一生围绕着谍报与特务活动展开，军统组织的高效运作与戴笠的控制力息息相关。军统的特务几乎渗透到所有敌占区，执行了许多惊险的潜伏与刺杀任务。戴笠的冷酷与高超的控制力让他的名字成为恐怖的代名词。他藏于幕后，操控一切，如同一个始终在暗处活动的影子，将整个军统牢牢掌控在手中。
1941年深秋的一个清晨，贵州息峰集中营门前驶来一辆黑色轿车。车上走下来一位身着旗袍的年轻女子，她就是即将与军统局副局长戴笠举行＂秘密婚礼＂的周志英。然而，等待她的并非想象中的婚礼现场，而是高墙森严的监狱大门。当她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时，已经被押入了这座令人闻风丧胆的特务机构监狱。
这一切要从六年前说起。1935年秋天，时任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的戴笠到杭州省警官学校进行例行检查。在视察学校食堂时，他注意到这里的伙食质量远超其他机构。当时负责管理食堂的，正是年仅二十出头的周志英。这位从警官学校毕业后留校任职的年轻女子，以其出众的容貌和能力，很快引起了戴笠的关注。
在随后的日子里，戴笠以工作为由，频繁约见周志英谈话。这位军统系统内部快速崛起的实权人物，开始有意无意地展示自己的权势。他不仅对周志英的工作给予肯定，更在谈话中流露出超出工作范畴的暧昧态度。终于在一个夜晚的密谈中，两人的关系发生了质的转变。
随着戴笠在军统局的地位逐步攀升，他开始运用职权为周志英安排更好的职位。先是将她调离杭州省警官学校，安排在自己身边担任秘书，后来又将她编入军统特务系统。在这个过程中，周志英从一名普通的学校职员，逐渐转变为军统局的一名女特务。
然而，周志英却在这个过程中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她把戴笠的权力施舍当作了真实的感情。当她开始频繁要求一个名分时，这段关系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1926年北伐战争如火如荼，北伐军击败了直系军阀吴佩孚，成功攻占汀泗桥和贺胜桥。为补充兵力，军校决定在9月底再次招考一批学员。戴笠积极报名并参加了考试。面试时，他表现得从容不迫。面对考官关于报考原因的提问，他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字简单而有力地作答，令考官频频点头。然而，在看到作文题目《试阐明三民主义为何能救中国》时，戴笠顿时一头雾水，感到无从下笔。
眼看军官梦即将破灭，他忽然想起了自己在证券交易所认识的戴季陶。戴季陶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便向蒋推荐了戴笠。凭借这层关系，戴笠如愿以偿进入了黄埔军校第六期第二批学员名单。入校后，他第一件事就是改名，从此以“戴笠”之名展开了特务生涯。
戴笠善于驾驭手下，以“官、管、棺”三字总结其管理之道。他用升官诱惑、严格管控和杀戮威胁来控制下属。手段毒辣的戴笠使得军统在行动工作上十分活跃，但在情报获取与长期布局方面却显得短视。尽管如此，他的冷酷与狡诈让人又畏又恨。
戴笠对特务组织的掌控更多集中于暗杀和行动工作，而对情报渗透与策反的核心领域则显得薄弱。他的情报工作更多是临时应对，与中共长期潜伏、周密计划的方式形成鲜明对比。例如，周恩来和康生领导下的中共情报系统，不仅具备扎实的苏联培训背景，更注重情报体系的整体建设。
在情报工作中，戴笠常常缺乏长远计划和系统布局，中共在国民党关键位置安插了多名情报人员，包括傅作义的秘书阎又文、胡宗南的秘书熊向晖、白崇禧的秘书谢和赓、蒋介石的速记员沈安娜等。这些“闲棋冷子”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戴笠不仅未能有效利用投诚的中共高层人物张国焘、顾顺章，还在向延安渗透时遭遇挫折，仅成功派出沈之岳潜伏了一段时间，最终也因暴露风险而撤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