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葛优一拿到拍戏片酬，上交给妻子，谁曾想妻子直接拿着钱在北京一口气买了四套房。葛优气的直摇头，表示：“真是娶了个败家老婆！他压在枕头下面的350万，就这么没了！” 葛优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北京的家，《活着》的拍摄终于杀青了。为了饰演福贵这个角色，他足足瘦了十几斤，整个人看起来疲惫不堪。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普通中国人经历大起大落却依然热爱生活的故事，葛优将自己完全融入角色中，用细腻的表演诠释了福贵复杂的内心世界。 ＂回来了？＂贺聪从厨房探出头来，手里还拿着锅铲。 葛优点点头，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片酬，六十万。＂ 贺聪擦了擦手，拿起信封掂了掂，笑道：＂听说邱复生这人出手大方，一口就答应了这个数。＂ ＂是啊，早知道该多要点。＂葛优半开玩笑地说。在1993年，这笔钱已经是天文数字。要知道，就在一年前，戏曲名家关肃霜在昆明演出《水漫金山》时，出场费仅有五百元。演出结束后，关老师无奈地问青年演员们：＂你们学这个干吗？＂ 这就是当时中国文化市场的现状。传统戏剧日渐式微，电影却迎来了黄金时代。90年代初，虽然中国电影院的观影人次从1982年的210亿骤降至45亿，但艺术电影却开始崭露头角。第五代导演的作品频频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中国电影正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走向世界舞台。 几个月后，《活着》在戛纳电影节上为葛优赢得了最佳男演员奖。当他捧起影帝奖杯时，台下掌声雷动。这份荣誉凝聚着他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和付出。 ＂我想把积蓄拿出来，加上这六十万，在北京买几套房子。＂一天晚上，贺聪突然对葛优说。 ＂买房子？＂葛优有些惊讶，＂你要买什么样的房子？＂ ＂我看好了几个地段，都是未来会发展起来的区域。＂贺聪仔细地向丈夫解释她的计划。 葛优皱起眉头：＂加上我们压在枕头下面的钱，总共也就三百五十万。你这一下子全投在房子上，万一以后...＂ ＂你拍电影不也是押宝吗？＂贺聪打断他，＂这些年北京的房价一直在涨，而且以后肯定会涨得更快。＂ 最终，葛优被妻子说服了。贺聪用这笔钱在北京购买了四套房产。当时葛优还开玩笑说：＂真是娶了个败家老婆！我的三百五十万，就这么没了！＂ 2022年的一个下午，葛优和贺聪坐在他们北京郊区的小院里，阳光透过树叶斑驳地洒在地上。这对已经结婚35年的夫妻正翻看着老照片，回忆着他们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 ＂还记得我当年买的那几套房子吗？＂贺聪指着照片中那个嘴角带笑的年轻女子问道。 葛优笑了笑：＂当然记得，我那时还说你是＇败家娘们＇。谁能想到，这些房子现在值多少钱？＂ 时光倒流到1957年，葛优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家庭。他从小体弱多病，常常在学校被欺负。为了逃避现实，他喜欢一个人躲在角落翻看连环画，用想象编织自己的世界。中学毕业后，葛优被分配到昌平公社插队，因为干不了重活只能去喂猪。 ＂那时候，我心里憋着一股气。＂葛优回忆道，＂我观察农民们的喜怒哀乐，体会底层百姓的生活。这些经历后来成了我表演的宝贵财富。＂ 经过三次失败的艺考，葛优依靠一段《喂猪》的即兴表演，25岁那年终于成为一名话剧演员。谁能想到，这个曾经的＂猪倌＂最终成为中国影坛的常青树。 与此同时，中国的文化消费市场正在经历巨大变革。八十年代中期，崔健抱着吉他站在北京工体，裤脚一高一低，嘶吼着《一无所有》，震撼了整个舞台。邓丽君的歌声也悄然渗透进无数中国家庭，尽管官方一度抵制，甚至出版《怎样鉴别黄色歌曲》专门批判她。 ＂那时候，全国人民的审美观念被彻底打破了。＂葛优说，＂音乐不再只有《黄河大合唱》一种风格，电影也不再局限于八个样板戏。＂ 这场变革让传统戏剧陷入困境。数据显示，1982年中国电影院的观影人次高达210亿，到1990年只剩下45亿。人们的文化消费从集体转向个人，酒吧、迪厅遍地开花，北京的娱乐场所从1993年到1995年增长了六倍。 ＂那时候传统戏剧最难了。＂贺聪摇头叹息，＂湖北京剧团2021年收入预算5244万，其中4944万都是拨款。尚长荣的父亲尚小云是京剧大师，尚长荣做客上海大学时曾被问到：为什么政府出资让百姓免费看戏，一两千座位的剧场往往只坐一两百人，还多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而在新中国初期，戏剧演员可是香饽饽。1949年到1966年的＂十七年时期＂，戏剧演员被视为＂高级知识分子＂。周信芳当上海京剧院院长时，住小洋房、开四轮小轿车，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 ＂时代变了。＂葛优看着远方，语气有些感慨，＂好在我们赶上了好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