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胡适对记者说，如果凭毛泽东当时的学问，他根本就考不上北大！ 在中国现代史上，北京大学与毛泽东的关系一直是个引人注目的话题。这段关系因胡适的一句话变得更加复杂而富有争议。胡适曾对记者表示：＂他不是我的学生，他当时只是在北大图书馆做事。毛泽东当时的水平考不上北大。＂这番言论从表面看似乎只是一位学者对历史事实的陈述，但在不同历史阶段却引发了广泛争议。 时间来到1918年，29岁的毛泽东并非为求学而来到北京，而是肩负着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使命。当时的中国，留学潮流方兴未艾，而毛泽东虽然自己不打算出国，却积极为同胞们开辟新路。 北京作为当时的文化和政治中心，物价昂贵，生活成本远超湖南。初到北京的毛泽东很快面临经济困难，不得不向他的恩师杨昌济求助。杨昌济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与校长蔡元培相识。正是这一连接，为毛泽东打开了北大的大门——虽然不是作为学生，而是一名图书馆助理员。 1918年冬，在蔡元培的安排下，毛泽东成为北大图书馆的一名助理员，直接向李大钊汇报工作。这个看似普通的职位，却为毛泽东提供了接触当时最先进思想的机会。北大图书馆收藏了大量中外文献，包括许多当时在中国难以见到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在这里，毛泽东不仅负责整理资料、搜集文献，还有机会阅读各类进步书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图书馆收藏的《共产党宣言》和列宁关于俄国革命的著作对毛泽东影响深远。这些文献为他后来在井冈山时期撰写的理论著作如《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实践论》和《矛盾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李大钊作为北大图书馆主任，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他的革命思想和对中国未来的独特见解，给年轻的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激发了他探索马克思主义救国道路的决心。 尽管北大为毛泽东提供了丰富的知识资源，但这里的社会环境却给他带来了复杂感受。一方面，北大当时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思想开放、学术气息浓厚；另一方面，校园里存在明显的阶级差异和知识等级观念。 作为一名来自湖南农村、说着浓重方言的年轻人，毛泽东常常感到与北大主流知识分子之间存在隔阂。图书馆里的＂名人＂们虽然不会公开讥讽，但对这位＂乡巴佬＂的态度多少带有优越感，这让毛泽东内心产生了与北大的第一道裂痕。 即便如此，毛泽东仍充分利用这个环境，以＂旁听生＂的身份参加各种讲座和课程。他特别喜欢听胡适的课，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当时在青年中很有影响力。两人在这一时期也有过一些交流，互相欣赏，尚未出现后来的分歧。 最初在北大相遇时，胡适与毛泽东之间曾有过一段互相欣赏的时光。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适的思想对年轻的毛泽东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胡适发表的《非留学篇》一文，其中关于＂吾国今日处新旧过渡青黄不接之秋，第一急务，在于为中国创造新文明。然徒恃留学，决不能达此目的＂的观点，与毛泽东当时的想法不谋而合，成为他决定留在国内而非赴海外求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这种相互理解与欣赏并未持续太久。随着时间推移，两人的思想轨迹开始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胡适坚持走自由民主的渐进改良道路，而毛泽东则逐渐接受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五四运动前后，这种分歧开始明显化，成为他们关系转折的关键时期。当毛泽东离开北京前曾拜访胡适，希望获得对其回湖南开展学生运动的支持，这也许是两人思想交流的最后一次真诚尝试。 胡适那句＂毛泽东当时的水平考不上北大＂的评价，引发了北大校友罗章龙的强烈反驳。作为毛泽东的好友，罗章龙曾表示：＂毛泽东当时压根就没有报考北大的意愿，甚至对报考北大持一种不屑的态度，他觉得北大课程太陈旧，太腐朽，不值得费事儿，考北大是浪费时间。＂这一反驳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历史的复杂性。 事实上，当时罗章龙本人准备报考北大时曾向毛泽东询问意见，得到的却是否定回答。这表明毛泽东并非因为学力不足而未进入北大，而是基于对教育体系的独立判断做出的主动选择。他认为通过自学和实践可以获得更适合中国实际需要的知识，而非拘泥于传统学府的条条框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