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押解女囚？那真是要多舒服有多舒服~”中国古代，押解犯人流放是个苦差事，但差役却抢着押解女犯人，因为这就是一个香饽饽差事。可对女犯人而言，流放可是比死亡更痛苦，甚至宁愿被酷刑致死也不愿意流放，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在中国古代，法家思想的兴起使得“法治”成为治国理政的核心，尤其是在秦国的商鞅变法之后，法律的作用愈加突出。在战国时期，法家的影响深远，促使各个国家将法律条文细化，规定了各种各样的惩罚手段。刑和罚是最常见的两类惩戒方式，分别依据犯人的罪行轻重来进行区分。刑通常以对犯人身体的痛苦为主，目的在于震慑其他潜在犯罪分子；而罚则多以财物和劳役为主要手段。 其中，最为严厉的刑无疑是死刑，它意味着彻底剥夺一个人的生命。然而，死刑并非唯一的惩罚方式，古代法律中还规定了一些让人生不如死的刑罚。例如，割鼻、砍腿、在面部刺字等残酷手段，都是对犯人进行身体上的惩罚，以使其承受巨大的肉体痛苦。 与这些直接的刑罚不同，流放则是一种更为隐秘且漫长的惩罚方式。所谓＂流＂，是指将罪犯发配到偏远荒凉之地，＂放＂则是放逐的意思。这种刑罚虽不致死，却无异于凌迟之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被判流放的囚犯，要在沉重的枷锁中跋涉数千里路，去往那些环境恶劣的地方。在秦汉时期，犯人多被发配到西北边疆，如酷热难耐的戈壁荒漠，让他们在那里屯垦戍边。后来的朝代则爱把罪人流放到岭南，即现在的广东、广西一带。那里山高林密，瘴气横行，对北方人而言简直是人间炼狱。 更有甚者，流放少数民族聚居的偏远之地，如东北的宁古塔等。这些地方不仅环境艰苦，气候也是酷寒难耐。南方囚犯若是被发配到那里，简直是凄惨至极，往往还未达目的地，就已经冻死在半路上了。 对普通囚犯而言，流放无疑是一种莫大的灾难。可对女犯来说，流放之苦更是难以言表。古时社会，女子一旦失去贞节，就意味着永远的耻辱。因此，不少女犯宁可被处以极刑，也不愿遭受流放的屈辱。 犯人心存恐惧，押送犯人的衙役却是跃跃欲试，特别是押解女犯的差事，简直是香饽饽一般，大家争破了头都要去。原因无他，实在是利益驱使。囚犯家属为求饶恕，往往会买通衙役，许以重金，求其在押解途中多加照拂。这笔额外的＂灰色收入＂，自然是男犯难比女犯。再者，女犯身娇体弱，也不会像男犯那样图谋脱逃。因此，押送女犯就成了既轻松又赚钱的好差事。 可怜那些家境贫寒，无力向衙役行贿的女子，沦为阶下囚后更是处处受气。一路上不是挨饿受冻，就是惨遭凌辱。有的甚至血溅山野，再难见天日。更有甚者，一些衙役与女犯相契合，竟私相授受，弃公职而携款私奔。种种乱象，令人触目惊心。 在这种极端环境下，偶尔会有一些心地善良、秉持正义的官差，他们的出现为这些女犯带来了微弱的希望。宋代的王仁便是其中一位值得敬佩的狱卒。他受命押解一名女犯，虽然职位低微，但他始终坚持道德底线，尽力保护女犯的安全。王仁在押解途中表现出无私的善良和关怀。他会为女犯提供住宿和食物，每晚确保她有独立的居所，而自己则在外露宿。王仁的行为和关照，无疑为女犯带来了短暂的安慰，让她在这个充满恶意的世界中感受到一丝温暖。 但王仁的善行并非常态，许多情况下，女犯遭遇的都是不公和冷酷。衙役中的大多数人，将女犯视为赚钱的工具。在这样的情况下，女犯只能通过各种手段争取相对更好的待遇。有些女犯会故意装病，希望能引起官差的同情，减少途中艰苦的折磨；也有一些更聪明的女子，利用自己的智慧或美色，通过私下交易来换取一些相对舒适的条件。这种局面让女犯们的命运变得更加不可预测，或许是遭受更加严苛的对待，也可能因为某些衙役的宽容而获得些许救赎。 流放之路，不论对男犯还是女犯而言，都是充满磨难的。对于女犯来说，流放所带来的不仅是肉体的折磨，更是社会对其道德贞节的彻底剥夺。她们身处社会最底层，往往承受着更加严酷的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