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这个人有很多讲究，比如：不抽烟、不喝饮料、不喝酒、更不品茶，平时就喜欢喝3

蒋介石这个人有很多讲究，比如：不抽烟、不喝饮料、不喝酒、更不品茶，平时就喜欢喝30到40摄氏度之间的白开水。 每天清晨，蒋介石起床后，都会饮用两杯白开水，温度分别为30-40度和稍高的水。他坚持这种饮水方式，即便在外出时，身边的侍卫也会随时准备好保温杯，他每隔一段时间便会饮水一次。这一习惯，来源于西方的“水疗法”。 蒋介石偏爱鸡汤和鸡蛋，尤其是鸡汤，具有温补作用，适合他的体质。尽管爱吃这些食物，他始终保持节制，不让自己吃得过量。 此外，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妻俩每天坚持散步，饭后在院子里走一走，放松身心。 然而，他们的生活并不朴素。 民国时期，蒋介石主导的“新生活运动”意在规范人民生活方式，让人们遵守礼节、保持清洁、崇尚朴素。然而，蒋介石及其政府的奢靡生活却与这一运动形成对比。 1933年，蒋介石决定将行营设于南昌。作为江西省会的南昌，尽管地理位置优越，但城市环境显得极为破旧。 宋美龄生长于富庶的城市环境，并且曾在西方接受教育，对南昌的简陋生活条件产生了强烈的不适感。 蒋介石决定通过“新生活运动”来改变民众的精神风貌。他认为，民众的懒散、无知和贫困是中国无法进步的根源 “新生活运动”提倡的是整洁、朴素的生活方式，蒋介石设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并亲自担任会长。 运动的核心内容包括要求衣着整齐、扣好纽扣、保持环境清洁等。还制定了详细的《新生活须知》，其中列出了五十多条行为规范，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一些地区，这些规定甚至被进一步详细化，把孔子作为生活的楷模，要求民众效仿孔子日常生活中的礼节。 蒋介石通过这些细节，来约束民众行为。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蒋介石和宋美龄本人却过着极为奢华的生活。 据资料记载，蒋介石在担任最高领导人时的月薪仅为八百块大洋，尽管他身兼多个职务。 蔡元培曾在日记中提到，蒋介石拥有不动产超过一千万大洋，而宋美龄的资产则高达三千五百万元。 此外，张嘉璈档案中也记录了蒋介石在上海的存款，蒋的存款为六千六百三十九万元，约合八百零九万美元，宋美龄的存款为三千零九十四万元，约合三百七十七万美元。这些财产与“新生活运动”所提倡的节俭生活格格不入。 不仅如此，1940年，蒋介石与宋美龄等人乘坐八辆轿车，从成都前往灌县游玩。 蒋介石在青城山三清大殿的客厅用餐，餐费高达1800法币，而餐后他还慷慨地为服务人员发放了3600元法币的小费。 蒋介石推行的“新生活运动”实质上是一种以表面道德规范为掩护的政治运动。 在“匪乱区”，蒋介石发现共产主义思想已经广泛传播，他认为，单纯依靠军事力量是无法遏制这种思想的蔓延的，因此他通过“新生活运动”来塑造民众的思想。 1940年代，日本空军的轰炸不断袭击中国的各大城市。尤其是作为陪都的重庆，屡次遭受空袭。 许多政府官员选择在四川的山区建立避难所，青城山和峨眉山等地便成了他们的避难首选。 蒋介石与其夫人宋美龄便在青城山附近建造了一座别墅。但由于建成时设施不全，别墅内部没有基本的家具，也没有完全解决水电问题，蒋介石夫妇并未入住。这次行程的花费依然不容小觑。 当时，蒋介石的晚餐由成都的名厨陈钰安排，每桌费用高达700元法币，且餐桌上摆满了茅台酒和仿绍酒，共购买了十瓶。 在青城山的旅行结束后，蒋介石夫妇继续向灌县进发，并在当地举行了答谢宴会，宴请了许多当地的军政要员和士绅。这次宴会共设了16桌，每桌的菜肴与酒水皆为上品。如果按照每桌700元法币计算，这场宴会的费用至少达到万元级别。 1943年他第二次前往青城山的花费更为惊人。 在四川档案馆中，工作人员发现了一份支出明细。根据这份明细表，蒋介石一行人于当晚预定了20间客房，费用高达780元法币，且这些房间的花费仅为一场宴会的开销之一。 蒋介石和夫人及随行的高级官员在青城山上并未亲自爬山，而是雇佣了118名轿夫，每位轿夫的工资为50元法币，此外还有额外的打赏，所有的花费加起来接近4000元法币。 根据档案记载，蒋介石在这次青城山之行中的整体支出达到了123,467元法币。 虽然其中有约55,000元法币用于修建桥梁和庙宇，但剩余的资金大部分都用于宴会、打赏及购买烟草等奢侈品。 蒋介石在此次旅行中四次购买烟草，每次花费都超过2000元法币，累计支出超过9000元法币。 冯玉祥曾幽默地指出，蒋介石提倡的新生活运动只是空洞的口号。更讽刺的是，蒋介石默许了身边官员的奢靡行为。 尽管他提出要提倡节俭，但蒋介石的奢侈消费，尤其是在他出游期间，成为了当时社会的一个笑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