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地下党员傅有智不慎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宁死不降，随后敌人把他带到刑场执行枪决，一连打了他5枪，到了半夜，倒在地上的傅有智，却被雨水淋醒了！ 轰隆隆的雷声中，1930年7月31日的厦门夜空被电闪雷鸣撕裂。打石字海滩上，几具＂尸体＂被暴雨冲刷，鲜血在雨水中扩散，渐渐变淡。 几小时前，这里曾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国民党特务将几名共产党人押到这片偏僻的海滩，举枪射击后匆匆离去，认为任务已经完成。他们不会想到，其中一位名叫傅有智的年轻人，虽然身中五弹，却奇迹般地保住了性命。 傅有智是共青团厦门市委的干部，也是厦门赤色总工会的执委。那年，他刚从上海出差回来，带着刚出版的党刊。1930年7月25日，中共福建省委在厦门港渔行口广场组织了一次打盐税局的飞行集会。由于信息被泄露，国民党警察局早已设下埋伏。傅有智经过集会现场时，不幸落入敌人圈套，与几名同志一起被捕。 敌人从他身上搜出党刊，对他施以严刑拷打，但傅有智始终坚贞不屈。恼羞成怒的敌人决定将他处决。 雨水渗入了傅有智的伤口，剧烈的痛楚让他从昏迷中苏醒。五颗子弹分别从他的耳根、脖颈、肩膀和腋下穿过，所幸没有击中要害。他努力保持清醒，咬紧牙关，利用雨夜的掩护，一点点磨断绑在手腕上的绳索。 傅有智挣脱束缚后，强忍剧痛，踉踉跄跄地离开了刑场。他的身体虚弱到极点，但求生的意志和革命的信念支撑着他一步步向前。那晚，厦门的雨下得格外大，黑暗和雨幕成了他最好的掩护。 经过一夜艰难跋涉，傅有智终于到达了三哥家。三嫂开门看到浑身是血的小叔子，惊恐万状，又不敢声张。她赶紧把傅有智藏起来，将沾满血迹的衣物深埋地下。第二天，三嫂托人花重金请来一位台湾籍医生，为傅有智取出子弹，治疗伤口。 当国民党特务第二天返回刑场收尸时，发现少了一具＂尸体＂，立即在全城展开大搜捕。傅有智＂死而复生＂的消息很快传开，《江声日报》甚至将此事作为奇闻报道，在厦门引起轰动。有人说是神灵相助，也有人猜测是共产党的秘密行动，但没人知道真相。 养伤期间，三嫂曾劝傅有智：＂伱已经死里逃生，何不回家安心过日子，娶妻生子？＂傅有智却坚定地回答：＂福建没解放，全中国没解放，我伤好了还要找到党组织继续革命。＂为了安全起见，三嫂帮助傅有智回到安溪老家继续养伤。 1933年9月17日，安溪县城凤冠山上，五位革命者英勇就义。傅有智，这位年仅22岁的青年，在面对敌人的枪口时，依然保持着坚定的目光。这是他第二次站在死亡边缘，却再无幸运降临。 回溯傅有智的革命生涯，它如同一支短暂而炽热的烛火。1911年8月20日，他出生在安溪县蓬莱镇登山村，排行七兄弟中最小。幼年时，傅有智随父兄前往厦门求学，先后在鼓浪屿普育小学和厦门同文书院学习。在同文书院，进步思想的种子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1929年秋，十八岁的傅有智加入了共青团。第二年夏天，他转为中共党员，负责同文书院共青团支部工作，成为共青团厦门市委的干部之一。1930年5月4日，厦门赤色总工会成立，傅有智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开始了更广泛的工人运动。 从死里逃生回到安溪后，傅有智并没有选择安逸，而是投入到更加艰苦的革命斗争中。1932年4月，中共官桥区委成立，傅有智担任书记。同年11月，他被任命为安溪中心县委委员兼官桥区委书记，肩负起更重的责任。 在安溪的山村中，傅有智奔走于各个乡镇，发动群众，组织农会、赤卫队，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他的足迹遍布官桥、横坑、上智等地，到处播撒革命的种子。在他的努力下，当地农民逐渐觉醒，党组织不断壮大。 傅有智还组织自卫队，配合红军游击队消灭地方上的土豪劣绅和匪首，保卫革命成果。在中共安溪中心县委的领导下，革命根据地逐渐扩大。 1933年8月24日，安南永德地区第一个区级苏维埃政权——官桥区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傅有智当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这是安溪革命运动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傅有智革命生涯的巅峰。官桥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立即开展＂五抗＂和＂减租减息＂斗争，为当地劳苦大众争取权益。 然而，革命的高潮也引起了敌人的恐慌。1933年，安溪反动势力展开疯狂报复，烧杀抢掠，连傅有智家的房屋也被一把火焚毁。 命运的转折点出现在1933年9月8日。原民军副营长、股匪头目王观兰表面上＂邀请＂红二支队领导和军事干部去蓬莱温泉村＂商讨攻打股匪李振芳＂的计划，实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由于未能识破其中诡计，傅有智和安溪中心县委、红二支队领导人李实、陈凤伍、李世全等人前往温泉村。当天深夜，王观兰密令匪兵动手，傅有智等人被捕，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青云楼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