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咸丰年间，两广总督耆英进京述职，在宫内等候皇帝召见。因等得期间太久，烟瘾犯了，

清咸丰年间，两广总督耆英进京述职，在宫内等候皇帝召见。因等得期间太久，烟瘾犯了，不禁哈欠连天，鼻涕眼泪一时俱来。 唐代时期，广州已成为中国对外航运的首要港口。到了宋代，广州的地位进一步提升，成为了中国制造海船的关键基地。除了拥有官方的造船厂，广州还有大量民间的造船企业。当时的造船技术先进，船坞和滑道下水方法得到了广泛应用，甚至能够建造庞大的巨型海船。广州造的船被称为“广船”，以其坚固的船体和优良的适航性能著称，成为中国最著名的船舶之一。 在明代，戚继光抗倭时，便多次使用“广船”获得胜利，为防御海盗、保障海上安全立下赫赫战功。清代时，广州的造船业继续繁荣，特别是在1727年清朝复开海禁之后，广州的造船业达到了新的巅峰。在这一时期，广州造船业的代表作之一就是名为“耆英”号的船。这艘船是以当时的两广总督耆英的名字命名的。 在广州，排外情绪尤为严重。鸦片战争前，外国商人来广州做生意时并不允许进入广州城内，他们只能在城外的商行中居住。清朝政府对洋人设置了诸多限制，外籍人士不能自由进出广州城。在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朝政府虽然同意外国商人可以在广州城内居住和活动，但广州人民并不接受这个决定，依然坚决抵制外国人进入城内。 于是，广州的人民纷纷聚集起来，抗议洋人进入城内，表现出强烈的排外情绪。面对这种情况，当时的两广总督耆英陷入了两难境地。他虽然属于妥协派，但仍不敢轻易违抗民意。为了平息民众的情绪，耆英选择了拖延策略，他向英国人承诺，虽然允许他们进驻广州，但必须等两年之后才能进入城内。 咸丰帝即位时，正值清朝百年未遇的变局。外有列强虎视眈眈，内有社会动荡，民生凋敝。国家面临严重内忧外患，局势一片混乱。尽管咸丰帝初登大宝时充满雄心壮志，誓要振兴国家，但现实的困境让他难以应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已经逼近口岸，朝中却无人能提出有效的应对策略。而内地，太平军起义四起，三藩残余势力死灰复燃，地方督抚各怀心思，朝廷内外充满尔虞我诈。咸丰帝深感压力，焦虑至极，夜不能寐。 在这种情况下，咸丰帝接到了一位谋士的建议，推荐了一种能解忧的东西——鸦片。鸦片可使人暂时忘却烦恼，舒缓压力。咸丰帝起初半信半疑，但在试吸后，他感觉到一种轻松感，仿佛所有的忧虑都被烟雾带走。 与此同时，鸦片已经成为清朝官员中普遍的问题。两广总督耆英，虽然职高权重，却深陷鸦片的泥沼。一次，耆英进京述职，因烟瘾发作，情绪失控，狼狈不堪。正当他难以忍受时，一名太监走上前低声劝道：“大人不必再忍受，我这里有上好的烟膏，保证让您舒服。”耆英一听，立刻如获至宝。 然而，正当他准备离开时，他与一位身着龙袍的身影撞个正着。那人正是咸丰帝！耆英大惊失色，慌忙跪下请罪。谁知，咸丰帝并未责怪他，只是淡淡说道：“卿家不必惶恐，朕也不过是个烟鬼罢了。”耆英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皇帝与他一样，早已深陷鸦片的困扰。心中虽然生出一丝退意，但此时已为时过晚，鸦片的诱惑让人难以自拔。 1844年11月，耆英在他的巅峰时期向道光帝提交了一份关于“治夷”策略的奏折。此后，数年后，英国人发现了这份历史上著名的奏折，并以此讥笑这位年迈的外交家。在1858年，当他再次力图挽救濒临崩溃的王朝时，却为自己的策略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他在奏折中写道：“此等化外之人……若执公文之格式，与之权衡高下……实于抚绥要务无甚裨益。与其争虚名而无实效，不若略小节而就大谋。”不幸的是，这一策略虽然在边疆地区能暂时有效，但在面对英国等外来势力时，显然毫无作用。清史稿中记载了这些档案被英方获取，翻译并揭露了耆英的错误决策，使得他在历史上陷入更加尴尬的境地。 一次，咸丰帝召见耆英，可能因为耆英的年长而略显倚老卖老，他向皇帝提出了自己关于理财和用人的看法。咸丰帝听后非常不悦，传旨责备他：“身为端揆（宰相），不做好表率，率意敷陈，持论过偏，显违古训。”耆英感到受辱，遂声称自己身体不适，不再出席朝会。几个月后，咸丰帝抓住了耆英的把柄，指责他在广东时未能有效处理民众的排外情绪，甚至屡次允许外人进入城内，几乎导致了不可预见的后果。 咸丰帝批评他过于讨好外夷，且将个人的官位和财富置于国家安全之上，最终让国家受损。他说：“你耆英光说外国人厉害，其实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官位和富贵。”最终，尽管耆英无功而有苦劳，咸丰帝依然决定宽大处理，将其降职为工部员外郎，虽有些许体面，但无疑是对其一生努力的极大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