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大诗人龚自珍晚年迷上了赌博，输了好多钱。有一天给自己算了一卦，卦象是日进斗金

清代大诗人龚自珍晚年迷上了赌博，输了好多钱。有一天给自己算了一卦，卦象是日进斗金，于是又去了赌场，志在必得。 杭州作为一个繁华的城市，曾是南宋时期的政治中心，也深受外界赞誉。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在游记中对这座城市赞不绝口，称其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并提到杭州拥有成千上万的桥梁以及宽广的大湖，楼阁壮丽，建筑宏伟，经济发达。他甚至用了一个欧洲人可以理解的比喻，表示杭州每日消耗的胡椒量达到四十四担，足见这座城市的繁荣与富庶。 公元1792年，龚自珍出生在杭州西子湖畔的一个官宦世家。祖父和父亲都是通过科举入仕的，曾在京城和地方任职，而他的外祖父则是著名的经学家和文学家段玉裁。在这样优越的家庭环境中成长，龚自珍从小便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 龚自珍立志要成为像王安石那样的大人物。天赋异禀的他8岁时便开始研读《大学》，12岁便在外祖父的指导下学习《说文解字》，13岁时就能在《知觉辩》一书中提出形而上的哲学思辨：“先知知后知，先觉觉后觉，知与觉何所辩也？”这一超凡的思维能力让龚家对他的未来充满了期待。然而，龚自珍18岁那年参加乡试时却出人意料地未能中榜，名列副榜第28名。 年少的龚自珍并没有气馁，而是决定重振旗鼓，回家复习。三年后，他再次参加乡试，但依旧未能如愿。这次更为沉重的是，考试期间他的妻子段美贞突然得病，等他回到家时，妻子已经去世，他甚至未能见她最后一面。年仅21岁的龚自珍承受着巨大的打击，写下了伤感的《咏牵牛花》，其中的诗句“阑干斜倚，碧琉璃样轻花缀”表达了他心中的惆怅与不舍。 清代乾隆年间，杭州城里有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学子，名叫龚自珍，字定庵。在道光十九年，他四十八岁时，愤然辞官归里，黯然神伤地回到杭州家中，开始过起闲云野鹤的隐居生活。他原本俸禄就微薄，离京返乡后更是断了财源。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得不到书院教书，为学生讲课，偶尔也帮人占卜算命，以赚取些许束脩。 然而，杭州毕竟是富庶之地。当时盐商云集，是全国的盐业中心。这些盐商巨贾们经常在府邸设宴，邀约达官贵人、文人墨客来家中做客。作为杭州的名士泰斗，龚自珍自然也常受邀请，出入于盐商宴会之间。 每当筵席散后，主人总要在后院开赌，宾客们往往尽兴而赌。龚自珍起初也只是随兴玩乐，并不当真。谁知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竟渐渐染上了赌瘾。而且，他总是手气奇差，逢赌必输。一来二去，把本就不充裕的积蓄输了个精光，连祖上传下的字画古玩，都变卖殆尽了。 又是一日盐商设宴，龚自珍照例前去赴席。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临行前特意去算了一卦。拿起蓍草掐指一算，得出的卦象是＂日进斗金＂，显然是大吉大利之兆啊。龚自珍顿时心头一震，暗忖莫非今日就是自己翻身的良机？ 酒过三巡，席散人归，东道主一如既往地邀众宾客到后院开赌。龚自珍头脑发热，将怀中那五十两尽数押上，誓要一雪前耻。然而，天不遂人愿，他的手气似乎依旧没有改观。才入局没几轮，五十两银子便已输得一干二净。 38岁时，龚自珍终于通过了科举考试，成为进士，在经历了十年的官场生活后，他对仕途的热情逐渐消退。48岁时，叔父升任为他的上司，按照规矩，他本应回避，并有权申请调职。然而，龚自珍早已对官场感到厌倦，仕途之心早已枯竭。于是他决心辞官归隐。 龚自珍是一个极具敏锐观察力的人。他曾任职小京官，对上层政治的运作了如指掌；又长期居住在地方衙署，深知百姓的生活困境；作为文人，他与士子们广泛交往，深刻感知当时知识界的思想风向。正是这种从上至下、从政务到文化的多维视角，使得他能够得出与常人不同的结论。他认为，清朝的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衰世”，国家的各个阶层，从士族、商贾到小偷强盗，都缺乏才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充斥着不称职的人才。龚自珍看到这一现象，断言：“乱亦不远矣。” 辞去官职后，龚自珍从北京南下，未带家眷，租用了两辆车，一辆装满了书籍，另一辆则装载着他自己。在这段旅程中，龚自珍曾多次表示要戒掉写诗的习惯，但每一次都未能坚持。每当途中停留在旅店时，他便会因为诗兴大发而即兴作诗。没有纸笔，他就用鸡毛笔在店员的账本上写诗。完成后，便随手把诗稿丢弃在一个破簏中。 一路走，一路写，一路丢弃。直到抵达海西别墅，龚自珍翻开簏子检查，竟发现自己已经写下了315首诗。对于这些诗，他表示：“这些诗里，有的是我在京城艰难度日的记忆，有的是回忆与虹生的交往，有的是关于偶遇袁浦的诗，甚至连我日常的饮食起居也都有记录。”时局动荡，国内矛盾重重，龚自珍看到国家的危机，又给江苏巡抚梁章钜写信，表示愿意加入上海防御英军的队伍，支持抗敌。梁章钜欣然同意了他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