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即清宣统末年，广西富川县一个瑶族村妇被强盗拦截，村妇问：“劫财还是劫

1911年，即清宣统末年，广西富川县一个瑶族村妇被强盗拦截，村妇问：“劫财还是劫色？” 广西自古以来素以土匪众多著称，各朝各代的封建政权都为广西的匪患问题头痛不已。清朝初期，于成龙担任广西罗城知县时，曾在上呈给巡抚的公文中提到：“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他通过剿灭当地的匪患，最终获得了晋升，成为了两江总督，这也说明了广西匪患的严重程度。广西的特殊地理和历史背景，使得它成为了中南六省中最后一个解放的地区。 1949年12月11日，随着五星红旗在镇南关高高飘扬，标志着中国广西的解放。然而，虽然人民欢庆翻身解放，枪声却依旧没有停息。此时，潜伏在广西的国民党特务、反动地主恶霸民团以及惯匪，形成了多股顽抗力量，他们与敌对势力相互勾结，开始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展开反扑，威胁着新政权的巩固以及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剿灭这些土匪，中央政府决定开展一场规模空前的剿匪战役，这场战役得到了军队、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这场剿匪作战规模庞大，历时数月，最终取得了胜利。随着战役的推进，广西的匪患逐渐被清除，白崇禧领导的桂系集团以及重建后的黄杰第一兵团，虽然兵员多达20余万人，但除去约2万人仓皇逃往越南外，约3万人选择藏身深山，成为土匪，其余的大部分在战斗中被歼灭。 12月下旬，第四野战军的第21兵团第52军和第53军从湖南进入广西，协助剿匪，加上之前已进驻的第38军、第39军、第41军、第45军、第49军等部队，约有20万大军参与了这一艰巨而曲折的战斗。 清朝末年，富川县的治安逐渐崩溃。这个位于广西、湖南、广东三省交界的偏远小县，地广人稀，民风淳朴。但随着清王朝的衰败，大量外地逃犯和失业游民涌入此地，盗匪横行，百姓苦不堪言。 在这动荡的时局中，有一位名叫盘春燕的瑶族村妇，独自翻山越岭前往邻村探望父母。途中，她遭遇了一名强盗。强盗手舞大刀拦住了她的去路，盘春燕却沉着冷静地问道：“大哥，您是劫财还是劫色？”强盗见她貌不出众，便粗声粗气地回答：“劫财！留下保命钱！”盘春燕毫不犹豫，摘下头上的银钗和耳环交给他，但强盗不满，要求她交出包裹中的东西。 无奈之下，盘春燕将包裹交出，并提议：“我身上的衣服也给你，只留一件给我穿吧。”强盗眼睛一亮，急切地催促她脱衣。盘春燕装作慢吞吞地脱下衣服，假借要脱衣服，巧妙地要求他背过身来。强盗信以为真，背过身去。盘春燕趁机迅速夺起地上的大刀，一刀砍向强盗的后脖子，强盗应声倒地。 盘春燕捡起物品，急忙回家，但心中却为强盗的尸体可能牵连无辜而忧虑。于是，她决定前往县城自首，将事情的经过告诉县令王甲容。王甲容亲自勘查现场，确认盘春燕系正当防卫，遂决定为她昭雪罪名，并授予她“勇比健男”的匾额，表彰她的勇气与智慧。 王甲容晚年常提起盘春燕的事迹，感慨道：“盘春燕不畏强暴，临危不惧，正是‘勇比健男’的体现。如果官员能够得到百姓如此的支持与帮助，何愁政务无法治理？” 朝鲜战争爆发后，广西的匪患发展到了顶峰，战乱的消息不断传来。根据当时百色军分区司令员覃国翰的回忆，土匪的活动已经蔓延到军分区的大门口，甚至当时担任广西军区司令员的莫文骅，也不得不在自家楼顶架设了两挺机关枪来防范土匪的威胁。此时，广西的匪患形势尤为严峻，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参与暴乱的土匪并不多，更多的群众百姓，尤其是少数民族，被胁迫参与其中。对于这些人，政府在执行政策时常面临宽严不一的难题。 在剿匪行动开始之前，土匪在当地散布谣言，威胁瑶民，声称“谁跟共产党走，就杀他九族！”瑶民为了避难，不得不逃入深山。为了应对这一局面，广西省多次召开高层会议，商讨剿匪对策。李天佑提出，必须从严处理，他主张收缴民间所有的枪支，认为这是土匪暴乱的根源，收缴枪支就断了土匪的资本。 剿匪期间，很多战士深入山林，通过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政策，鼓励群众放下恐惧，回到村里。大军进山后，部队严格执行纪律，在严寒中露宿野外，为瑶民修缮房屋，还将随军带来的大米分发给瑶民，饲养他们未能带走的家畜，并派人负责放牧，确保庄稼不被牲畜践踏。瑶民分辨是非后，纷纷回到村里，不仅为剿匪部队提供情报，还参与侦查、带路和与土匪作战。 1951年2月26日，龚桂明和其他12名民兵深入山中，发现了土匪的行踪并与其发生激烈交火，韩蒙轩被击伤后逃入山林。在接下来的三天中，民兵们追踪土匪行踪，最终在解放军的帮助下，在金亮坳成功围捕并击毙了韩蒙轩。为了表彰民兵们的英勇，解放军为他们颁发了纪念牌匾，纪念他们在剿匪行动中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