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衔正式公布之前，许世友知道自己将被授予上将军衔，他有点不服气，觉得自己怎么也该评个大将才对，他就去找周总理，也不遮遮掩掩，直接说自己应该评为大将，周总理是最善于做思想工作的，他该如何说服许世友呢？周总理只说了一句话，许世友再也不争。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度，这不仅是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一步，也是对革命军人多年来为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所作贡献的一种肯定和褒奖。 许世友，这位1905年出生的革命老将，自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以来，已经在革命队伍中奋斗了近三十年。他是红四方面军的杰出将领，在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立下了赫赫战功。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期间，许世友担任过三野第9纵队司令、山东兵团司令等重要职务，指挥了多次关键战役，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担任了山东军区司令、华东军区第二副司令、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重要职务，是军队高级将领中的重要一员。 在军衔评定工作开展初期，曾经有过不同的方案考虑。最初有15位大将和22位大将的两个评定方案，在这两个方案中，许世友都被列入大将的名单中，这也让他对自己能够获得大将军衔充满了信心。然而，随着评定工作的深入，最终方案确定为授予10位军事领导人大将军衔，而许世友的名字却不在其中。 作为一个性格刚直、不惯于掩饰自己想法的将领，许世友对这个结果感到有些不服气。他特别拿自己与同样来自红四方面军的王树声进行比较。两人都是1905年出生，都在1927年参加了黄麻起义，后来也都成为红四方面军的骁勇善战的将领。在许世友看来，无论是在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时期，他与王树声的地位和贡献都差不多。然而，王树声被授予了大将军衔，而他只能是上将。 在一次与几位老战友的聚会上，许世友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最终，许世友决定直接找周恩来总理谈一谈。 当许世友来到周总理办公室时，周总理正在处理一堆文件。看到许世友进来，周总理放下手中的工作，热情地请他坐下。许世友性格耿直，不喜欢拐弯抹角，他开门见山地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和不满。 周总理耐心地听完许世友的陈述，没有立即发表意见。他起身走到文件柜前，取出了一份文件，这是关于军衔评定标准的详细说明。周总理翻开文件，向许世友解释了大将评定的六项主要标准。 首先，作为重要武装起义的参加者，许世友确实参加了1927年的黄麻起义，这一点与王树声相同，两人都符合这一标准。但在第二项标准上，即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方面，王树声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而许世友则主要参与了鄂豫边苏区的创建工作，在根据地创建的历史贡献上稍有差距。 周总理继续翻阅着文件，指出在第三项标准——主要红军部队的创建者这一方面，王树声不仅参与创建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还是大别山红军的创始人之一，这方面的资历是许世友所不具备的。 在抗战时期的领导职务方面，周总理详细比较了两人的职务差异。王树声曾担任晋冀鲁豫军区代司令、太行军区副司令、河南军区司令等职，而许世友则担任过八路军129师386旅副旅长、山东纵队第3旅旅长、胶东军区司令等职，在职务级别上确实略低于王树声。 至于解放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后的领导职务，周总理承认两人基本处于同一水平。王树声担任过二野第1纵队司令、鄂西北军区司令、鄂豫军区司令等职，后来又任湖北军区司令、中南军区副司令，1954年担任国防部副部长。而许世友则担任过三野第9纵队司令、山东兵团司令，之后又任山东军区司令、华东军区第二副司令、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在这两项标准上，两人确实不相上下。 在详细解释了这六项标准后，周总理放下文件，转向许世友。此时，他并没有直接批评许世友的想法，而是以一种尊重的态度，翻阅了许世友的个人档案。 然后，周总理抬起头，平静但有力地对许世友说了一句话：＂萧克也是上将。＂ 这短短的一句话，却让许世友如醍醐灌顶。萧克，作为红军的高级将领，长征的元勋，军事才能和革命贡献都是有目共睹的，他也同样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这一刻，许世友意识到军衔的评定不仅仅看战功和领导职务，还有其他重要因素需要考虑。他回想起自己过去因受到不公正待遇而想离开红军、带人出去打游击的经历，这在组织纪律性方面确实存在不足。相比之下，王树声在西路军失败后，尽管部队只剩下了他一个人，但他依然坚守革命信念，历经千辛万苦回到延安。 许世友不再争辩，他向周总理表示理解和接受。从此，许世友再也不提这件事，而是全心全意投入到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工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