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春天，有人问张爱玲对未来的打算。张爱玲沉默许久后，说：“人民装那样呆板的衣服，我是不会穿的。” 张爱玲的家世背景堪称显赫：父系血脉可追溯至清末名臣张佩纶和李鸿章，母系则是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后裔，继母更是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孙宝琦之女。 与许多同时代作家不同，张爱玲对＂五四＂运动持有迥异于常人的见解。她的文化认同并非建立在全盘否定传统的基础上，而是深深扎根于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欣赏与理解中。。 张爱玲童年时期的一件宝物——一副包金小藤镯，更是成为她与传统联结的象征。这副＂浅色纹路的棕色粗藤上，镶着蟠龙蝙蝠＂的小藤镯，在她1952年离开上海时，是她为数不多带走的物品之一。 张爱玲的文学天赋从小便崭露头角：3岁即能背诵古诗，7岁就创作出了第一部小说。这种早慧不仅仅是天分的体现，更是她敏锐观察力和丰富想象力的结晶。她的求学之路颇为坎坷：中学毕业后前往香港深造，香港沦陷后又回到上海。 到了19岁，张爱玲的才华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她迅速成名，并在1943年成为上海文坛最炙手可热的女作家。她的作品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人性，以独特的视角洞察社会，在当时的文学界独树一帜。 23岁那年，张爱玲与胡兰成结为夫妻，这段婚姻仅维持了3年便宣告结束。然而，正是这段短暂的婚姻，却让她陷入了爱情与政治的双重漩涡。由于胡兰成日伪汉奸的身份，张爱玲深受牵连，面临着公众的指责和谩骂。面对这些质疑，她选择了沉默。 张爱玲对左翼文学的排斥并非无端。早在民国时期，当有人询问她能否创作无产阶级题材的故事时，她坦言自己对此不熟悉，不愿勉强创作自己不了解的内容。 到了20世纪40年代，随着左翼文学在中国文坛风行，张爱玲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创作压力。她曾向朋友表示，她感到一种强大的外部力量，试图左右她的创作方向，要求她写作符合特定政治取向的内容。 1951年，弟弟张子静与姐姐张爱玲进行了最后一次会面。当弟弟问及她对未来的打算时，沉默许久后，张爱玲只说了一句话：＂人民装那样呆板的衣服，我是不会穿的。＂这简短而意味深长的回答，道出了她对于个人创作自由与艺术表达的坚持，也预示了她即将做出的人生抉择。 在那个年代，服装不仅是遮体之物，更是一种政治态度的表达。中山装、列宁服成为了时代的主流，而张爱玲那深灰色旗袍配网眼绒线衫的打扮，已然成为了＂异数＂。她 面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环境，张爱玲曾尝试着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1950年，她创作了长篇小说《十八春》，故事结尾描写男女主人公投身革命、在延安重逢，这一情节安排明显是对新政权的靠拢。尽管如此，书中＂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的句子，却道出了她对现实的清醒认识。 同年，她又创作了《小艾》。原本，她想通过小艾这个角色展现底层人物真实的人性和欲望，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样的创作显然是不被允许的。于是，她不得不将故事改编成符合时代要求的＂无产阶级故事＂：一个在＂旧社会＂遭受压迫的婢女，最终在＂新中国＂找到了希望。 1950年，应上海宣传部长夏衍之邀，张爱玲参加了上海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在五百多人几乎统一的蓝色和灰色服装海洋中，她的深灰色旗袍和网眼绒线衫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不久后，张爱玲被安排到苏北农村参加＂土地改革＂，进行所谓的＂深入生活＂。这两个月的经历，让她更加确信自己无法按照时代要求创作＂英雄＂故事和＂纪念碑式＂的作品。 1951年底，中国开始了针对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作为一名资产阶级背景的作家，张爱玲深感威胁。她的家世、与胡兰成的婚姻关系，都让她预感到＂更大的破坏要来＂。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夏衍曾挽留，她还是决定离开大陆，前往香港。 张爱玲以＂继续因抗战而中断的香港大学学业＂为由，申请出境。申请过程中，她穿着素净的花布旗袍到派出所办理护照，面对警察的质疑和严肃表情，她保持了冷静。为了不连累亲人，她只告诉了朝夕相处的姑姑自己的计划。临行前，她与姑姑相约，此后不再通信、不再联系，以免给对方带来麻烦。 在整理行李时，张爱玲极其克制，没有带走任何小说手稿，只带了一些简单的生活必需品和那副承载着家族记忆的包金小藤镯。 1952年7月，32岁的张爱玲踏上了离开的旅程。她先乘火车到广州，再从广州乘火车到深圳准备出境。 终于，张爱玲通过了罗湖桥，到达了香港。在《浮花浪蕊》中，她描述了过桥后挑夫的紧张跑动，象征着她终于脱离了那个让她窒息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