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末年，蜀地盗贼横行。西川节度使崔安潜上任后，并未讨贼，反而笑眯眯的对属官们说：我知道，你们当中肯定有盗贼的内应，真查起来，得牵连多少人？把你们都换掉，整个西川怕是要乱成一锅粥了，所以我不难为你们。 唐朝末年，自唐懿宗时期开始，朝廷已逐渐失去对地方的有效控制。在西南边陲，南诏国不断侵扰，时而攻打安南，时而侵袭四川，甚至一度险些攻占成都。这些连年不断的战火，不仅消耗了西川的经济资源，更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秩序。 在这样的背景下，西川地区的盗匪问题日益严重。商旅行走在蜀道上，常常担惊受怕；百姓出门，甚至连近郊都不敢轻易前往。各地驿站报告，官道时常被盗匪截断，朝廷文书传递困难，甚至连赋税运输都受到严重影响。有的村镇被迫组织自卫队，昼夜轮流守卫，但依然难敌盗匪的突袭。 更为严重的是，这些盗匪并非各自为战的散兵游勇，而是形成了颇有规模的组织网络。据当地老人所述，最大的一支盗匪团伙多达百人，设有明确的首领和分工，甚至在一些偏远山区建立了固定的营地。 公元879年，在这样一个混乱的局面下，崔安潜被朝廷任命为西川节度使。在他之前，几任节度使都曾尝试解决盗匪问题，有的大肆派遣兵马围剿，有的设置重赏鼓励告发，但效果都不尽如人意。围剿往往劳民伤财却收效甚微，重赏告发则导致冤案频发，更加激化了社会矛盾。 崔安潜本人出身官宦世家，曾在朝中担任要职，对地方治理颇有心得。与前任不同，崔安潜上任后并未立即采取行动解决盗匪问题，而是先花了一段时间了解西川的实际情况。他派遣心腹暗中调查，走访商贾、农户，甚至不惜重金收买一些小盗匪，打探内情。 在一次例行的官员会议上，崔安潜出人意料地笑眯眯地对属官们说：＂我知道，你们当中肯定有盗贼的内应，真查起来，得牵连多少人？把你们都换掉，整个西川怕是要乱成一锅粥了，所以我不难为你们。＂这 事实上，崔安潜通过前期的调查已经了解到，西川的盗匪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正是因为许多官员都与盗匪有着各种联系。有的是被盗匪威胁，不得不提供情报；有的则是主动分享赃物，从中获利。 一次，崔安潜私下与一位被盗匪多次抢劫的老商人长谈。这位老商人告诉他，在某些地区，盗匪与地方官员的关系已经公开化，甚至有官员会提前通知商队何时＂交保护费＂以确保安全通行。这更加坚定了崔安潜不能简单粗暴解决问题的想法。 崔安潜意识到，盗匪之所以猖獗，根本原因在于利益驱使和风险较低。如果能够改变这种状况，让盗匪之间产生猜疑，破坏他们之间的信任关系，或许能够以小博大，解决这个困扰西川多年的难题。 这个方案的核心在于利用人性中的弱点——贪婪与猜忌。 然而，要实施这一计划并不容易。当时西川府库空虚，连日常开支都捉襟见肘，从哪里筹集奖励资金成了一个难题。崔安潜最终决定拿出自己的一部分俸禄，再加上向一些富商借贷，总共筹集了1500贯钱。 崔安潜精心选择了西川三个最繁华的市场门口，分别放置500贯钱，并在钱上方张贴榜文。这一举动颇具仪式感，立刻吸引了大量民众围观。榜文上写道：＂有能告捕一盗，赏钱五百缗。盗不能独为，必有侣。侣者告捕，释其罪，赏同平人。＂ 刚开始，民众对这一政策持怀疑态度。 为了掌握政策实施后的实际效果，崔安潜还秘密部署了一张观察网。他安排心腹在各大茶馆、酒肆乔装打扮，收集民众的反应和盗匪的动向。这些情报很快传回，显示一些盗匪已经开始对这一政策感到不安，甚至有小规模的盗匪团伙开始解散，成员各自逃离西川。 政策实施后不久，第一个告发案例出现了。一名盗匪向官府告发了自己的同伙，声称两人共同作案十七年之久。崔安潜立即派人将被告发的盗匪抓获。审讯时，这名盗匪不服，当庭质问告发者为何背叛，表示他们一直平分赃物，情同手足。 面对这一质问，崔安潜不慌不忙，指出被告知道榜文内容却没有先行告发对方，如今只能自食其果。随后，崔安潜当众处决了这名盗匪，并当场向告发者发放了500贯钱的奖励。 这一案例的处理过程被有意安排得极为公开，目的就是要让所有盗匪都知道，这不是一个空洞的威胁，而是真实存在的危险。告发者获得自由和财富，被告发者则丧命刑场，这种鲜明的对比给盗匪们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这一事件之后，西川的盗匪开始陷入恐慌。他们不再敢轻易信任同伴，每个人都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被告发的对象。一些盗匪开始主动逃离西川，另一些则急于告发同伴以求自保。短短几个月内，西川的盗匪活动大幅减少，商旅往来逐渐恢复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