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周迪道被捕，面对酷刑，他很快选择了投降。但没多久，他就给上级写了一封信：“日军争取我投降，我无法逃脱，不如将计就计！”
1944年初，浙东纵队的司令员何克希面对着资金短缺的挑战，下令周迪道筹集800万元以资助新四军。 然而，在所有人都期待周迪道能带来转机的时候，他突然失踪，这引起了浙东新四军内部的巨大震动。据报道，一个来自农村的老乡在日军控制区内偶然看到周迪道，而他似乎可以自由活动。这一幕让人怀疑，周迪道可能已经向敌人投降。 更为严重的是，周迪道掌握着重要的军费，还了解许多关于新四军地下组织的机密。如果这些信息落入敌手，后果将不堪设想。周迪道的行为表面上看是背叛，但新四军的领导层决定暂时观望，以更准确地判断形势。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情况似乎趋于平静，新四军的其他事务暂时转移了大家对周迪道失踪的注意力。然而，一封突如其来的信件再次将周迪道的名字带回到浙东新四军的高层讨论中。这封信由一名伪乡长交给浙东游击纵队政治部保卫科的丁公量，信中详述了周迪道被捕和软禁的经过，以及他提出的潜入敌内的策略。 这份信件让丁公量和纵队的高层领导何克希以及谭启龙陷入了深思。信中的内容表明，周迪道并未真正叛变，而是出于无奈在敌人的监视下被迫合作。他提出的内部潜伏计划得到了纵队领导的支持，并最终被实施。 随后，周迪道和其他几名被捕的战友在敌营内部组成了一支谍报小组，名为“宪兵队朱家谍报组”。 周迪道作为一个潜伏的抗日情报员，经常需要采取巧妙的策略以躲避日军的严密监视。一次，日军指挥官铃木为了测试周的忠诚，设计让他和战友们前往妓院。周迪道事先知晓铃木的意图，于是向妓院中的女性说明情况，让她们配合作出虚假的声响，以此迷惑外面的日军。 周迪道的策略成功让铃木对他的忠诚产生了信任。然而，铃木的测试并未就此结束，他又安排周迪道参与赌博和到乡村抢掠。周迪道和同伴虽不情愿，但为了维持掩饰，只能参与其中。他们在实施抢掠后，又秘密地将物资归还或补偿给了当地村民，以减少对百姓的伤害。 在这一系列的试探中，铃木再次设局，让周迪道托人寻找妻子。周利用这个机会，公开声称中国的传统是可以纳妾，以此来增加自己的信誉。这种言论让铃木误以为周迪道已完全归顺日本。铃木甚至亲自为周寻找妻子，期间周迪道挑剔地拒绝了多个候选人。 最终，周迪道在一次探访监狱时，偶然发现了一个名叫莫奇的女犯人。莫奇年轻貌美，给周留下了深刻印象。周通过与莫奇的交流，察觉到她可能是地下抗日组织的成员。他决定迎娶莫奇，进一步确保铃木的信任，又能有机会救出一位同胞。
1944年，新四军面临日军的严峻挑战，浙东纵队依靠其独特的谍报小组来反击敌人的情报网。周迪道和他的团队在提供给日军的情报中植入误导元素，而这些信息既包含真实内容也有虚假成分，使其难以辨认，但又确保不对新四军造成实质性损害。 周迪道精心策划了他的情报活动。他们会故意透露关于新四军即将召开的秘密会议的信息，确保这些信息足够晚些时候才落入日军手中，使其响应时间不足以阻止新四军的行动。这种策略让日军频繁出动，却总是错过最佳时机，从而增加了他们的行动成本和心理压力。 此外，周迪道还会提供一些根本无需保密的普通信息，比如新四军的大生产会议，这些信息实际上很快就会公开发布。但通过提前向日军透露，周迪道提高了敌方对他们的信任，同时也使得日军对他们的依赖感增强，认为谍报小组非常有效。 在此期间，周迪道的小组还接到了从上海获取一箱炸药并将其安全运送回浙东纵队的任务。周迪道与他的同伴巧妙地利用了与日本军官木场的关系，将炸药隐藏在看似普通的女式皮箱中，并成功通过了严格的安检。 通过这些复杂且高风险的行动，周迪道的团队有效地混淆了日军对新四军活动的理解，导致多次行动失败。最终，这些炸药被成功转化为手榴弹，对日军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1945年4月，莫奇发现铃木将一名抗日情报员王福舟逮捕了。事情起因是铃木私下把衣服卖掉并寄钱回家，同时写信表达了自己的厌战心情。不幸的是，这封信的内容被泄露并登上了新四军的报纸《新浙东报》，公开了铃木的厌战情绪。铃木怒不可遏，认定唯一知情的王福舟为内鬼，下令将他拘捕以严刑拷问。 次日，周迪道前往徐章翠家。徐章翠是个爱国的老妇人，与日军指挥官铃木有着特殊的关系，铃木常到她家享用日本料理，并称她为“干妈”。周迪道询问徐章翠关于铃木是否在她家提及过卖衣服的事情。徐章翠确认了这一点，她还记得当时的场合和在场的人。 利用这一信息，周迪道迅速行动，安排了一场晚宴，在晚宴上徐章翠用日语向铃木表达了她的关切，并暗示了铃木的言论可能被误传。铃木领悟到误会的根源，意识到王福舟与此事无关。于是，他命令释放了王福舟，并平息了这场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