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战败后，约翰·拉贝一家的生活颇为拮据，他的妻子道拉饿到只剩44公斤，一度只能喝橡树果实磨成面做的粥，以及采蘑菇、野草等维生。1948年初，约翰·拉贝的遭遇传到南京，南京市政府立即组织成立救助拉贝劝募委员会，没几日便募得1亿元，按市价2000美元汇至德国援助约翰·拉贝。
1937年11月，日军即将攻陷南京，形势万分危急。为了保护平民百姓免遭日军屠戮，22日下午5点，拉贝与其他外国友人召开国际委员会紧急会议，讨论在南京设立安全区的提议。凭借着在金陵大学的声望和德国人的身份，拉贝被一致推选为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主席。从此，这位德国商人毅然肩负起保卫20多万南京难民生命的重任。 危难时刻，拉贝表现出了非凡的领导才能和外交智慧。为了让日军承认安全区的合法性，他不畏强权，多次出面与日方交涉。据史料记载，有一次日军准备搜查安全区，拉贝霍然起立，指着自己襟前的纳粹党徽，厉声质问日军军官:＂日本是德国的盟友，你们敢违抗元首的命令吗？＂日军迫于德国的压力，不得不暂时放弃了搜查。类似的斡旋事例还有很多。正是拉贝的外交谈判，为难民们争取到了相对安全的庇护所。 然而，在南京沦陷后的两个月里，拉贝和国际委员会面临的是更加残酷的现实。《拉贝日记》中记录下了大量日军暴行的第一手资料。＂街上到处都是尸体＂＂妇女被强奸，老人和孩子也不放过＂＂许多房屋惨遭纵火＂……拉贝用笔如实记录下了南京人民的苦难。据统计，在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约翰·拉贝的庇护下，20多万难民得到了国际委员会的救助，免于被屠杀。数万名妇女也幸免于日军的蹂躏。 面对南京城内的种种暴行，拉贝没有选择沉默。他一次次写信给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恳请德国政府施压日本。在12月17日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在一个文明国家使馆区的眼皮底下，竟然允许如此野蛮和残暴的行径发生，我对此深感震惊和羞愧。＂拉贝的控诉信最终通过外交途径，送到了希特勒和日本天皇手中，在国际舆论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约翰·拉贝毕生都在为和平与正义而战。他留下的《拉贝日记》，不仅是南京大屠杀的铁证，更昭示着一个凡人面对暴力时的勇气、良知和博爱。那段在硝烟战火中撰写的文字，记录下了南京这座城市最悲惨的遭遇，也见证了人性中最珍贵的道德之光。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落下帷幕。德国战败，百废待兴。曾经在南京大屠杀中挺身而出、保护了数万难民生命的约翰·拉贝，此时却陷入了人生的另一个困境。战后的德国满目疮痍，物资匮乏，经济凋敝。拉贝一家的生活陷入了拮据的境地。
据史料记载，拉贝的妻子道拉饿到只剩下44公斤。一度，他们只能喝由橡树果实磨成的粗粥充饥。野菜、蘑菇成了他们餐桌上仅有的食物。曾经意气风发的拉贝，此刻却无力供养家人的基本生活。贫穷和饥饿，像两只无形的手，紧紧地扼住了这个德国家庭的喉咙。 然而，就在拉贝一家陷入绝境的时候，远在万里之外的南京，人们却没有忘记这位曾经的恩人。1948年初，当约翰·拉贝的遭遇传到南京时，这个饱经战争创伤的城市，立刻行动了起来。南京市政府连夜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救助拉贝劝募委员会＂，号召市民伸出援手，回报这位德国友人的恩情。 消息一经公布，南京城内掀起了一股爱心捐助的热潮。工人、学生、商贾、农民……各行各业的人们纷纷慷慨解囊。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许多人愿意拿出自己仅有的积蓄，献上一份绵薄之力。几天之内，劝募委员会就筹得了1亿元巨款。按照当时的汇率，这相当于2000美元。南京人民的深情厚谊，穿越万水千山，汇往德国，温暖了拉贝的心田。 然而，善举并没有就此停止。考虑到战后德国的物资短缺，时任南京市长的沈怡又动用私人关系，专门在瑞士采购了四大包的食品，寄送给约翰·拉贝。从1948年6月至1949年4月，每个月，拉贝都能收到一个来自南京的爱心包裹。异国他乡的温暖，就这样持续了近一年之久。 1950年1月5日，约翰·拉贝在柏林的办公室中突发中风，于当晚与世长辞。他长眠在柏林西郊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墓地。日记资料由他的孙子保存。47年后，1997年，拉贝的外孙女做出了一个感人的决定。她把拉贝的墓碑捐献给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月29日，中国驻德使馆柏林办事处代表接受了这块墓碑。同年清明，墓碑如约而至，矗立在南京雨花台的纪念园内。 如今，人们追思约翰·拉贝，不仅仅缅怀他在八十年前的人道主义壮举，更重要的是他身上闪耀的人性之光。南京人民对拉贝的回报，印证了中德人民间跨越时空的深厚情谊。这种超越国界和意识形态的友谊，在今天依然弥足珍贵。 ＂战争带来的只有毁灭，而人道主义才是人类的希望。＂这是拉贝生前的座右铭。作为南京大屠杀的见证者，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笔下的记录，戳穿了历史否定论者的谬论。他的事迹永远铭刻在了两座城市的记忆中，也将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后来者，去捍卫和平，去坚守人道与良知的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