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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只知道孙女要当律师了，不知道律师远没有电视剧上的光鲜亮丽。
他以为我每天穿着西装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却不知道我的西装时常挂在办公室椅背。
他以为胜诉就像电视剧里那样举着文件欢呼，而我最常做的庆祝动作是发完邮件后啃已经冷掉的早饭。

在律师行业里，我也许是不起眼的一个。
但在爷爷心里，我永远是最好的一个。

爷爷为我写了一首又一首的打油诗，他用最笨拙的韵脚，把我的成绩写成了传家宝。

这个行业有太多隐形标尺在丈量着年轻人：红圈所的光环、创收数字的枷锁、同龄人比较的鞭子。
当整个社会都在用绩效主义的卡尺挑剔“成功”时，总有人固执地使用最原始的计量单位——
在爷爷的认知体系里，孙女准时吃饭比打赢案件重要；周末回家比晋升合伙人更值得庆贺。

那些不够工整的打油诗，那些略显夸张的赞美，构成了对抗未知困难的力量。
当整个行业都在讨论“二八定律”时，总有人坚信他的孙女值得百分之百的骄傲。

或许我们都在同时书写两段人生：
一段在现实世界接受评级打分，另一段永远活在家人构筑的童话里。

当我们被社会规训成合格的“工匠”时，家人会固执地保留着我们最初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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