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13”淞沪抗战，孙立人率领税警总团两个团，防守苏州河一线，成功破坏了日军“常胜军”久留米师团机械化橡皮桥，击退其七次强渡。激战中，孙立人身负重伤，倒在血泊中。宋子文闻讯，立即派人将他送到上海礼仁医院急救，后又指示宋子安送他到香港就医。 孙立人在香港住院期间，税警总团总团长黄杰派副官，给孙立人带去500元慰问金，并捎去一句诺言——今后，只要黄总团长有饭吃，就保证孙团长有饭吃。 孙立人不知道，当黄杰向他许下诺言的时候，他的部队已被奉命从淞沪战场撤下来的胡宗南收编。 1938年2月底，孙立人伤愈由香港经长沙来到汉口，寻找自己的部队，当得知自己的部队已被胡宗南吞并后，愤慨万分。胡宗南自觉事情做的不地道，虚情假意向孙立人表示，孙立人可以到他的部队担任少将高参，孙立人与胡宗南不对路，断然拒绝这个嚣张跋扈的黄埔一期生。 在武汉，孙立人无队可归，无处可去，无奈之下，他想到了黄杰此前的诺言，便去求见。黄杰同为黄埔一期生，此时已升任第八军军长，因不愿得罪黄埔袍泽胡宗南，更不想给自己找麻烦，他十分现实，直接将昔日向孙立人许下的诺言丢到了九霄云外。当孙立人找到他时，他竟装作不认识，继而又说“明天见”，可是等到第二天，他却耍了一个“金蝉脱壳”的伎俩，消失的无影无踪。 这时候，孙立人才深刻体会到国民党军内部的派系之别，黄埔系不是君子，更不会跟他这个弗吉尼亚军校优等生有患难之交，有的只会是冷眼旁观，落井下石，倾轧撕咬。 当时，国民政府财政部大权已经转移到孔祥熙手里。 孙立人走投无路，只好去找孔祥熙，希望能够重新振兴税警总团。对掌握税警总团这一支“私人”武装，孔祥熙是感兴趣的，加之他也有留美背景，因此授意孙立人收容原税警总团旧部，改组成立财政部盐务总局缉私总队。 1938年3月1日，缉私总队在长沙成立，下设3个步兵团和炮兵、工兵、通讯兵、辎重兵各1个营，孙立人任中将总队长。 不久，日军进犯武汉，不断骚扰长沙，经老蒋批准，孙立人率缉私总队内迁贵州，驻防都匀、独山一带。 孙立人打仗厉害，练兵更厉害。 在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和财政厅长周贻春的支持下，孙立人的缉私总队快速壮大成为拥有六个团的精锐部队。 这时候，黄埔系再次盯上了“这块肥肉”，其中以军统戴笠为最。 正当戴笠伺机夺取缉私总队军政大权的时候，财政部决定将总队升格，设立缉私署，一向奸诈腹黑的戴笠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于是走老蒋的路子，想以出任缉私署署长的方式吞并孙立人的队伍。 戴笠的阴谋虽然遭到了宋子文、孔祥熙的抵制，但因为有老蒋的支持，孙立人的缉私总队（1940年恢复税警总团番号）最终遭到戴笠瓜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税警总团第四、第五、第六三个团编为新编第三十八师，孙立人任师长，加入张轸第六十六军序列，入缅作战；第一、第二、第三三个团，则被戴笠吞并。 失去这三个团，孙立人曾与军中袍泽抱头痛哭，这是他第二次遭黄埔系暗算。 孙立人的第三十八师，是受尽凌辱而改编成的。 离开安宁向缅境开拔的时候，孙立人对全师官兵喊话：“哀兵必胜！” 全师官兵无不愤慨地说：“受够了鸟气，这次该我们出气了！” 仁安羌一战，第三十八师以一千多兵力，毙敌一千二百多，救出七千多英军，创造了轰动世界的“仁安羌大捷”。 然而，孙立人随后迎来的却是黄埔系的嫉妒与撕咬。 1942年4月，远征军大撤退。远征军副司令杜聿明要求大军由野人山撤回国内，但孙立人认为杜聿明的命令是愚蠢的，于是公然抗命，率领部队向印度方向退去，并因此赢得了美国人史迪威的赞赏。 为此，同为黄埔一期生的杜聿明大骂孙立人，是卖国求荣的小人。 对于孙立人与黄埔系的这一次激烈冲突，老蒋当然是偏向杜聿明的。 这就为后来孙立人在东北的遭遇埋下了伏笔。 内战全面爆发后，孙立人的新一军被调入东北战场，顶头上司正是老冤家杜聿明。 四平一战，东北民主联军主动撤出后，率先进城的理应是与之激战的新一军，但杜聿明却非要黄埔系的廖耀湘率先进城，死活不让孙立人进。 在随后的进攻路线，用兵方略上，高傲且受辱的孙立人再次跟杜聿明发生激烈冲突。面对杜聿明与孙立人不可调和的矛盾，老蒋很不地道，他先用明升暗降的方式拿掉了孙立人的兵权，接着又他把塞到台湾，想利用他的特长为自己练兵。 到了台湾，同为黄埔系的陈诚，同样容不下孙立人。 他想尽办法地排挤孙立人，削夺其兵权，要不是孙立人有留美背景，老蒋急需美援，要利用孙立人，恐怕那个时候，孙立人就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 孙立人是真正的军人，却不是合格的政客。 靠着美国人的支持，孙立人在台湾一度执掌兵权，但他始终处在被黄埔系以及太子党孤立打压的困境之中，对此，他没有周旋的策略，只有硬刚，加之位高震主，所以最后毫无悬念地成了张学良第二，被幽禁三十多年。 纵观孙立人的历史沉浮，可以鲜明地看到，在中国，少数派当权，非常难，结局都不会太好，能够善终已属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