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地下党崔景岳被捕后，密信落入敌人手中，但密信是一张白纸，什么都没有。崔景岳说：“我给你们显字。敌人开心坏了，本以为可以钓到大鱼。然而，不久，敌人就后悔了.... 1940年深冬，银川城内的特务机关审讯室里一片紧张气氛。中共宁夏工委书记崔景岳被捕入狱，特务们在搜查中发现了一封密信。这封信拿在手里分量不轻，但展开一看，却是一张纯白的纸，上面什么字迹都没有。 特务们正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时，崔景岳开口说他可以帮忙显字。这句话立即引起了特务机关的高度重视。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中共地下党正在宁夏地区积极开展工作，而马鸿逵当局一直在搜捕共产党员。如果能从这封密信中获取情报，或许能一举打击地下党组织。 特务机关立即调集了当时能够找到的各类显示隐形字迹的药剂和器具。他们请来了在化学方面颇有研究的专家，准备了碘化钾、硫酸铜等多种化学试剂。专家们认为，既然是地下党的密信，一定使用了某种特殊的隐形墨水。 第一天，他们尝试了最常见的显字方法——将纸张放在灯光下照射，希望能透出字迹，但什么也没有发现。随后又用碘化钾溶液小心涂抹，仍然一无所获。特务们开始变得焦躁，但看到崔景岳始终镇定自若的样子，又觉得这封信一定大有文章。 第二天，他们换用了更多种类的化学药剂。有的试剂具有腐蚀性，会在纸张上留下痕迹，但仍然看不到任何文字。特务们甚至尝试了加热处理，用温度变化来显现可能存在的字迹，但这张白纸仿佛就是一张普通的白纸，完全没有任何反应。 第三天开始，特务机关调来了更多的专业人员。他们采用了更为先进的化学处理方法，甚至动用了一些进口的特殊器材。但经过反复试验，这张白纸始终保持着它最初的模样，干净得没有一丝痕迹。 特务们的耐心在一天天消耗。他们派人专门看守崔景岳，希望从他的表情或者行为中发现些蛛丝马迹。崔景岳的态度始终如一，既不焦虑，也不慌张，仿佛这场显字实验与他毫无关系。 一周过去了，特务机关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仍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他们开始怀疑是不是被耍了，但又不敢贸然停止试验，生怕错过重要情报。这种患得患失的心理，让特务们的工作效率越来越低，人心也逐渐浮躁起来。 这张白纸就像一个看不见的谜题，困扰着特务机关的每一个人。他们不知道的是，就在他们忙于破解＂密信＂的这段时间里，宁夏地下党组织正在进行着一场更大的行动。当特务们终于意识到可能上当受骗时，懊悔已经来不及了。 《密信之谜》 特务机关在那张白纸上白费功夫的背后，是一段鲜为人知的革命历程。1939年10月，中共中央派遣崔景岳、王博两位同志前往宁夏省城，接替李仰南等人的工作。当时的宁夏，正处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日本特务正不断渗透，企图在宁夏和绥西一带建立＂回回国＂。 1940年3月，在汉坝小学的一间教室里，崔景岳、白玉光、王博召开会议，重建了中共宁夏工委。新的工委下设6个支部，发展了26名党员。这些党员分散在城市各个角落，有的在学校教书，有的在工厂做工，还有的在政府机关工作，他们以各种身份作为掩护，默默开展着革命工作。 抗日救亡运动在宁夏省城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在中共宁夏工委的领导下，各类进步团体相继成立。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这个团体吸引了200多名学生参加。他们走街串巷，宣传抗日理念，揭露日寇暴行，足迹遍布银北银南，行程达1300余里。 国民党的统治者对这些进步活动极为忌惮。1938年7月，国民党宁夏省党部下令取缔少战团。许多进步教师被迫离开宁夏，奔赴延安。但这并没有浇灭革命的火种，地下党组织继续通过各种方式发展壮大。 1941年初，形势突然发生变化。蒋介石发动了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马鸿逵也趁机撕破国共合作的假面具，在宁夏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就在这危急时刻，党组织收到了重要情报：有人已经向特务机关告密。 崔景岳在接到消息后，立即组织同志们销毁重要文件，转移关键物资。为了给同志们争取更多转移的时间，他特意留下了一张白纸作为＂密信＂。这个看似简单的决定，成功地转移了特务机关的注意力。 在崔景岳被捕后，其他党员迅速转入地下。虽然当时共有30多人被捕，其中包括16名党员，但更多的革命火种得以保存。这些幸存的革命力量后来在中共三边分区委员会的领导下，继续在宁夏省城及周边地区开展工作。 地下党的工作并未因此中断。党组织继续通过单线联系的方式，派遣党员到金积、灵武等地区开展工作。他们积极做好从宁夏逃到边区的移民、难民、逃兵的安置工作，使党的影响力逐步向马鸿逵统治区扩展。 这场与特务机关的智慧较量，看似只是一张白纸引发的闹剧，实则是中国共产党员智慧与胆识的生动写照。那张白纸不仅成功地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也成为了特殊历史时期地下党斗争的一个缩影，展现了共产党人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依然能够沉着应对、智勇双全的革命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