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陈毅到上海一家面馆吃饭，正吃着，一老农走了进来，点了一碗阳春面。陈毅见状，当即勃然大怒，对服务员喊道：“把你们老板叫来！” 彼时的上海刚刚解放月余，百废待兴之际，陈毅肩负着首任市长的重任。这位从淮海战役硝烟中走来的儒将，此刻面对的不仅是重建城市的难题，更需直面旧社会残留的积弊。在接管上海的干部会议上，他曾斩钉截铁地说：“我们要让上海人民看到新社会的光明。”但现实总比理想复杂，某些陋习如藤蔓般缠绕在城市的肌理之中。 那日正午，陈毅带着便衣警卫走进南京路转角的面馆。透过氤氲的蒸汽，可见跑堂伙计麻利地穿梭于八仙桌间，青花瓷碗盛着的阳春面香气扑鼻。服务员瞥见两人虽着布衣却气度不凡，殷勤迎上前来：“两位来碗招牌阳春面？浇头鲜亮，面汤都是今早现熬的骨头汤。”这般热情让陈毅颇感意外，毕竟解放前的商贩多对布衣百姓冷眼相待。 跑堂向后厨报单时特意拉长声调：“一十，阳春面两碗——”这异样的叫法引起陈毅警觉。待面上桌，果然汤清面白，翠绿的葱花下还卧着两片透亮的火腿。正暗自赞叹店家实在，邻桌却传来争执声。抬眼望去，一位佝偻老农攥着皱巴巴的钞票，正局促地询问：“劳驾，这阳春面几钿一碗？” 服务员斜睨着老人补丁摞补丁的短褂，懒洋洋应道：“十一，阳春面一碗。”同样的面食，报价时的拖腔却带着轻蔑。陈毅搁下竹筷，目光如炬地盯着跑堂。眼见老人的面迟迟未上，三次催促只换来敷衍，最终端上桌的竟是个豁口粗碗，清汤寡水不见油星，分量不足自己那碗的三成。 “同志，这作何解释？”陈毅霍然起身，指着两碗迥然不同的阳春面。跑堂翻着白眼：“阿拉做小本生意的，总要识得眉眼高低。”话音未落，闻讯赶来的警卫已亮明身份。面馆老板战战兢兢吐露实情：所谓“一十”合为“干”，暗指干部；“十一”拼作“士”，专指百姓。旧社会看人下菜碟的恶习，竟被编成暗语在新上海延续。 陈毅闻言，一掌拍在榆木桌面上震得碗碟作响：“新中国绝不许把人分三六九等！”次日，市府会议室的榉木长桌前，工商局长汇报称此类“暗语经营”竟涉及七十六家商户。陈毅当即签发《平等待客令》，并组织便衣巡查队，亲自带队暗访了豫园茶楼、城隍庙小吃铺等二十余处场所。 半月后，那家面馆的杉木门楣上挂起“诚信经营模范户”的牌匾。跑堂的吆喝声变得清亮透彻：“阳春面三碗——”，再不需要隐语区分来客。穿着工装的纺织女工与夹着公文包的干部同坐一桌，瓷碗里的面条分量相同，热气蒸腾着新社会的温度。 这场风波成为上海私营商业改造的标志性事件。当秋阳铺满外滩时，陈毅在干部学习会上说：“解放不仅是换面旗帜，更要革除人心的藩篱。”此后三年间，上海滩的商号逐渐摈弃“看客奉茶”的旧规，平等理念随着滚烫的面汤，渗入这座城市的毛细血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