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鲁迅妻子朱安离世，临终前还念着自己的儿子周海婴，并将所有遗产留给了他，希望死前能见周海婴蕞后一面。谁料，周海婴收下了全部的遗产，却对别人说：“我不认识朱安”。 1912年，26岁的鲁迅还在日本留学，突然收到家中来信说母亲重病，急忙赶回绍兴老家。谁知这只是母亲的一场＂苦肉计＂，为的是让他与家中早已选定的朱安完婚。面对母亲的安排，鲁迅无力反抗，只得接受这门包办婚姻。 婚礼当天，鲁迅全程面无表情，仿佛只是在完成一项任务。据当时在场的亲友回忆，他不哭不笑，对各种礼节只是机械应对。而坐在花轿上的朱安因脚太小、鞋太大，一只绣花鞋竟从轿中掉落出来。新婚第二天，鲁迅就搬去了书房居住。 尽管婚姻冷淡，朱安依然尽心尽力扮演着传统妻子的角色。1923年，鲁迅与兄弟周作人发生矛盾，决定离开绍兴老家。他本想让朱安回娘家去，但朱安坚持要跟随丈夫，理由很简单：＂至少能给你洗衣服烧饭，为你缝缝补补。＂ 1925年，鲁迅与学生许广平相识，并逐渐产生了真挚的感情。当朱安得知这一消息后，据说曾在夜里默默流泪，但白天仍保持着平静的表情。她以传统女性的心态调整自己，将许广平视为家中添了一位＂妹妹＂，甚至在信中尊称许广平为＂许先生＂。 鲜为人知的是，朱安曾暗中请人读许广平写给鲁迅的信，然后原封不动地放回原处。这成为她了解丈夫内心世界的唯一途径，也让她意识到鲁迅与许广平之间那种她从未体验过的精神共鸣。 1929年，许广平生下了周海婴。消息传来，朱安心中自然失落，却还是打起精神，悄悄缝制了一套婴儿衣物，托人带给许广平和小海婴。在朱安的传统观念中，无论如何，自己仍是鲁迅的原配夫人，而周海婴理应叫她一声＂母亲＂。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朱安未能见到丈夫最后一面，这成为她终生的遗憾。鲁迅去世后，朱安的生活更加清贫，但她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当周作人想要给她经济援助时，朱安断然拒绝，理由是：＂鲁迅生前与他不和，我不能再拿他的钱。＂ 面对前来收购鲁迅遗稿的记者和出版商，朱安也一律婉拒。她认为，这些文稿是鲁迅的精神财富，不能用金钱衡量。朱安虽然不识字，但她将鲁迅的所有版权事宜交给了许广平打理，通过许广平定期寄来的生活费维持生计。 对于素未谋面的周海婴，朱安始终保持关注，常通过信件了解他的学习和生活情况。每当听说周海婴有进步，她都会写信表达祝贺。对朱安而言，周海婴是她与鲁迅唯一的连接，是她精神上的寄托。1947年，朱安在北京孤独离世，临终前仍念叨着希望能见周海婴最后一面，并将鲁迅留下的全部遗产都给了他。 周海婴作为鲁迅与许广平的独子，从小在母亲的教育下对父亲充满了敬仰。许广平经常向儿子讲述鲁迅的文学成就和思想，使周海婴从小就意识到自己父亲在中国文化界的重要地位。然而，对于朱安的存在，周海婴却始终感到困惑。 在法理上，朱安是鲁迅的原配夫人，按照传统观念应当被周海婴称为＂母亲＂。但现实中，周海婴从未与朱安共同生活过，所有的交流仅限于书信往来。这种特殊的关系让周海婴在填写学校家庭成员表格时特别尴尬。据周海婴晚年回忆，他曾在填表时犹豫许久，最终在朱安的关系一栏写下了＂父亲的配偶＂，而非＂母亲＂。 朱安与周海婴之间的书信往来是他们唯一的联系方式。在这些信件中，朱安总是表现出对周海婴学业的关心和对他成就的自豪。当得知周海婴对无线电产生浓厚兴趣并报考了相关学校时，朱安在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支持，鼓励他掌握一技之长以便在社会立足。 周海婴回信时永远保持着礼貌与克制，总是称呼＂朱安女士＂而非＂母亲＂。虽然信中流露出感激之情，但始终维持着一定的距离感。 1947年，朱安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她孤独地生活在北京的房子中，经常独自坐在炕上抽着烟袋。据邻居回忆，朱安病重期间曾多次表达希望见周海婴最后一面的愿望，哪怕只是远远地看上一眼也好。 在弥留之际，朱安立下遗嘱，将鲁迅留下的北京房产、所有藏书和个人物品全部留给周海婴。遗嘱中写道：＂虽然他从未叫我一声母亲，但在我心中，他永远是我的孩子。＂这份遗嘱不仅体现了朱安的宽容与慈爱，也是她对周海婴最后的祝福。 朱安去世后，周海婴接受了她留下的全部遗产。然而，当有记者询问他与朱安的关系时，周海婴回答说：＂我不认识朱安。＂这句话引起了不少争议，让许多人误以为周海婴忘恩负义。 在后来的访谈中，周海婴曾解释自己的立场：＂朱安女士值得我尊敬，她是一位善良、坚强的女性，但我无法称她为母亲，这不符合我的成长经历和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