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高级妓院相当于今天的夜总会 《银元时代生活史》的作者陈存仁这么写：我在妓院中，大家都十二分恭维我，口口声声“陈大少”，我听了之后，觉得怪难受的。片刻之间，端出四只银碟装的水果，中间另有一只很大的糖果盘。 青楼和妓院本质上存在着较大的区别。 在中国古代社会，青楼是一个相对高档的娱乐场所，而妓院则更多的是满足基本生理需求的场所。 商周时期，妓女的身影早已出现在市场和宫廷中。《战国策·东周策》中的记载提到，齐桓公曾在宫中设立妓院，不仅供贵族享乐，还允许商人来往。而越王勾践为了安抚士兵，他公开组织寡妇进行卖淫，甚至将这些女性组织在一起，供军人娱乐。 到了唐代，妓女作为合法职业逐渐被接受。部分妓院由政府经营，并称之为“官妓”，这些妓院往往具备一定的社会地位。虽然这一制度在明代宣德年间被废除。 民国初期，军阀割据、政局动荡，这一时期的妓院多为合法经营，甚至进行纳税。与清代较为小规模的妓院不同，民国时期的妓院不仅仅是性交易的场所，它们逐渐演变成了集娱乐、社交、文化于一体的综合场所。 青楼不仅为客人提供陪伴和性服务，更加注重文化娱乐、高层次的社交活动。青楼内的女子往往不仅容貌出众，且能为客人演唱歌舞、弹琴作画，甚至参与诗词对话。 民国时期的青楼成为了商业精英、政界人物、甚至是一些名流社交的中心。许多商人和政客会在这些场所进行谈生意、交朋友，甚至是达成合作协议。一些生意就是在这种酒绿灯红的环境中达成的。 电影《武状元苏乞儿》中所展现的怡红院就是一个典型的青楼，客人可以在这里享受美食、欣赏演出，甚至打牌和吸烟。尽管青楼的社交功能较为突出，但它仍然无法脱离妓院这一基本属性。 青楼中的女子不仅需要具备优雅的举止和才艺，还需要为客人提供性服务。这一点与现代的高级夜总会、私人俱乐部有些相似。 在清代，妓院按等级分化，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南京秦淮河旁的“来宾楼”。这家妓院中的聘娘可谓是妓女中的佼佼者。聘娘通常具备超凡的才艺。 16岁的聘娘便能弹琴、下棋、作诗，且琴艺、诗词俱佳。她们通常只接待社会地位较高的客人，如富商、官员及贵族。 若想光临来宾楼，首先需要支付三两银子的入场费。 然而，交给看门人之后，客人还需要支付额外费用，且即便支付了费用，也不一定能留宿一晚。 曾有一位中山王府的亲戚陈木南，通过花费200两银子赠送高级绸缎衣物，才得以与聘娘共度一夜。 陈木南曾在下楼后，进入聘娘的房间，房间里有花梨木的镜台，墙上悬挂着陈眉公的画作，角落里供奉着玉观音。 整个房间装饰着大红绸帐，被褥厚重，枕头旁还放置着熏笼，空气中弥漫着香气。 中央铜火盆内正烧着炭，聘娘会用纤手冲泡银针茶，与客人并肩而坐。 然而，绝大多数妓女却并没有如此的高贵身份。 根据1920年上海娼妓行业的调查报告，实际上，高档妓女在所有妓女中仅占3%，而绝大多数妓女则处于低等水平。 低层次的妓女常常只能依靠肉体来维持生计。 她们在妓院里接待的是一些普通的嫖客。 《儒林外史》中描写有一名妓女“细姑娘”便是一位低层次的楼凤。 她与客户的互动多以吃喝玩乐为主，甚至有时在与嫖客的交流中，显得有些痴迷。 在这里，酒宴和娱乐活动占据了核心位置。 最底层的妓院，通常被称为“窑子”。 妓女在这里没有选择客人的权力，接待的是一些来自社会底层的男人。 窑子的妓女们每天要接待大量的嫖客。 由于收入极低，妓女们不得不忍受恶劣的生活条件，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她们可能已经感染了性病。 妓女中的很多人在年轻时就因病早逝。 窑子的建筑简陋且脏乱，往往只是一间破旧的屋子或床铺，环境恶劣。 妓女和嫖客之间的交流极其简单，完成交易后，她们和嫖客各自分开。 她们的收入往往只是一点微薄的银两，甚至有时是以物易物，如几斤米。 在小说《骆驼祥子》中，小福子被父亲卖入妓院，仅两个月后便因无法忍受虐待而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包头市位于黄河流域，历史上是一个商业繁荣的城市。 在民国时期，包头的平康里街坊以其妓院的集中而闻名。 街道两旁的商店、饭馆和酒肆依然开门营业，而真正吸引人流的却是这里的娼寮。 这里的妓院种类繁多，从头等到二等。 平康里的妓院一共约有160多名妓女，在这些“唱手”中，尤其以北京人和河北人较多。 这些妓女的居所简单，床上铺着干净的毯子，偶尔还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 此外，与传统的妓院不同，平康里的妓院不仅仅是提供性服务，还设有各种文艺演出。 很多妓女除了接待客人外，还兼任歌舞表演者，唱歌、跳舞、说书等表演形式一应俱全。 参考文献：[1]李静.从《青楼集》看元代音乐的雅俗共融[J].艺术探索,2009,23(3):25-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