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看守张学良25年的特务队长刘乙光要被调走了，得知这个消息，50岁的赵一荻说了3个字：我恨他。 刘乙光比张学良大几岁，毕业于黄埔四期，与戴笠、张灵甫是同学，按这个资历，不会籍籍无名，但刘乙光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负责看守张学良。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扣留了蒋介石。 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力排众议，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 这一决定，让他的人生从此转向。刚下飞机，35岁的张学良就被蒋介石以＂逼迫上级领导＂的罪名送上军事法庭。 起初，蒋介石打算借机将张学良处决，但在宋美龄和孔祥熙的多方斡旋下，张学良的刑罚被减为10年监禁，外加5年不得参与政治活动。 然而，这些法庭判决只是表面文章。蒋介石对东北军势力心存戒备，根本没打算让张学良重获自由。 1937年，他秘密指示情报头子戴笠，将张学良长期软禁起来。戴笠思索再三，决定将这项重任交给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刘乙光。 刘乙光，原名刘书之，早年曾是共产党员。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害怕遭到清洗的他转投国民党，成为戴笠的得力助手。 在审讯犯人、捕捉特工方面的严厉作风，为他赢得了＂小希特勒＂和＂德国佬＂的外号。 刘乙光与戴笠、张灵甫、杜聿明是黄埔军校同期毕业的同学，按理说应该有不错的前途，但从1937年开始，他的人生轨迹被锁定在一项任务上——负责看守张学良。 起初被软禁在南京郊外紫金山（草山）的别墅里，张学良的生活受到了全方位的控制。 刘乙光对他的一举一动都严密监视，信件必须经过审查，活动范围被严格限制。 即使只是想去山下集市买些日用品，都会被刘乙光断然拒绝：＂那可不行，你们的安全才是头等大事。 ＂张学良愤怒地回应：＂说什么关心我安全，你就是怕我开溜吧！ ＂随后将茶杯砸在地上。 张学良的正妻于凤至被迫留在国外，而赵一荻放弃了优渥的名媛生活，选择陪伴在张学良身边。 但在刘乙光的严密监视下，他们的生活变得异常压抑。 只要张学良稍有情绪波动，刘乙光就会在日记中记下：＂学良同志情绪不稳，怕是有逃跑的打算。 ＂ 十几年过去了，张学良的囚禁地点从南京转移到重庆，最后辗转至台湾。 1946年11月，在解放战争即将打响之际，蒋介石秘密将张学良转移到台湾新竹县，刘乙光依然如影随形。 无论住在山上气派的别墅，还是潮湿的小楼，刘乙光的看管从未松懈。这种毫无隐私的生活方式，让原本自由惯了的张学良和赵一荻感到窒息。 1947年，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期间大批民众得知张学良被软禁在新竹县，蜂拥而至。 这一时刻，成为张学良夫妇生命中最危险的时刻。 一名心地善良的士兵偷偷告诉张学良，刘乙光已接到命令：如果张学良被民众救出，就要立即处置张学良夫妇。 幸运的是，这场风波最终平息，张学良夫妇逃过一劫。 对于这段经历，张学良夫妇的反应截然不同。 赵一荻对刘乙光的怨恨深入骨髓。 多次尝试与刘乙光沟通，希望放松管控，却总是被冷漠回绝：＂我就照着上头吩咐的做，您别给我找麻烦。 ＂赵一荻对刘乙光的态度始终如一，心中积怨难消。 而张学良对刘乙光的感情则更为复杂。 二十五年朝夕相处，两人之间形成一种微妙的默契。 偶尔吃饭时，张学良会和刘乙光聊起往事，特别是西安事变。 刘乙光很少表态，多是聆听。 至晚年，张学良回忆这段关系时感慨：＂刘乙光是个小角色，他也就是照着蒋委员长的命令行事罢了。 ＂甚至安慰赵一荻说：＂他也挺难的，都过去25年了，其实和我一样，也没多自由。 ＂ 1962年，刘乙光因家中事务接到调离的命令。 这个消息在张学良住所传开时，赵一荻望着窗外许久，最终轻声吐出三个字：＂我恨他＂。 对她而言，刘乙光就像挥之不去的阴霾，25年的严密监控让她从未体验真正的自由。 张学良则显得豁达许多。 在刘乙光离开前，张学良为他准备了丰盛的告别宴席，并赠予一笔钱财改善生活，但被刘乙光婉拒。 临别时，张学良对刘乙光说：＂你对我来说，既是帮过我的大好人，也是让我心里不痛快的对头。 ＂这句话道出了他对刘乙光的复杂情感。 刘乙光离开后，张学良夫妇的生活境况有所改善。 新来的看守没有那么严厉，对夫妇俩的日常起居干涉减少。 而刘乙光则被调离核心圈，只获得一个闲职。 他的晚年生活清贫，依靠退休金度日。 刘乙光很少提及看守张学良的经历，拒绝了写回忆录的建议，只是淡淡地说：＂写出来有什么用？ 那些事都过去了，就别再提了。 ＂ 1982年，刘乙光离世，享年79岁。 令人意外的是，除了蒋经国之外，张学良夫妇成为唯一到场吊唁的外界人士。 昔日的＂囚徒＂与＂看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完成了某种和解。 刘乙光的一生，也从看守张学良这一单一任务中画上句点，他自己所言：＂过去的事，过去了就甭提了。 ＂ 这段跨越四十多年的历史纠葛，终究随着时间流逝而沉淀。 刘乙光一生只做了一件事——看守张学良，却在张学良和赵一荻的生命中，扮演了既是恩人又是仇人的复杂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