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曲作家付林老师说，女儿因为爱情嫁到了台湾，可是他有个规定，就是让女儿每年春节必须回北京一起过。 1980年，付林受到当时港台流行歌曲的启发，为年仅13岁的歌手程琳创作了14首歌曲，其中最为人熟知的便是《小螺号》。这首歌的词、曲和编曲全部由付林一人完成。那时，付林常常骑着自行车带着程琳前往录音棚，两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合作与磨合后，程琳在首都钢铁公司礼堂演唱了《小螺号》。 当她唱到“‘小螺号嘀嘀嘀吹，浪花听了笑微微’”时，整个大厅掌声雷动。这首歌一经推出，便获得了极大的反响，成为程琳的代表作之一。此后，付林又创作了《妈妈的吻》，这首歌表达了浓厚的母子情感，歌词朴实而真挚，“我那亲爱的妈妈已白发鬓鬓，过去的时光难忘怀，难忘怀，妈妈曾给我多少吻，多少吻……”后来，谷建芬老师为这首歌谱曲，使其传唱至今。 1976年，付林年届30，那一年对中国而言是特殊而沉痛的，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相继去世，唐山大地震发生，接着毛泽东主席也去世。正是在这样极度悲痛的背景下，付林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他挥泪写下了歌曲《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这首歌由卞小贞演唱，经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成为那个时代的经典歌曲之一。 付林回顾这首歌时说：“《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反映了我们这一代人红色的精神底色，但作为我的一生来讲，十八岁之前我的青春底色是黑色。”付林的成长背景赋予了他独特的创作视角。他在松花江畔喝着清甜的江水，吃着黑土地上的五谷杂粮长大，家境虽贫困，父母虽劳苦，但给了他温暖与坚韧，茅草房虽小，衣服虽破，却给予了他足够的勇气和理想。 岁月如梭，沧海桑田。曾几何时，词曲作家付林老师还在为女儿的婚姻大事而忧心忡忡。如今，他已经释然，只要女儿幸福快乐，别的都不重要了。 回想当年，付林的独生女儿看上了一位台湾吉他手，决定远赴宝岛，与心上人共结连理。得知此事，付林夫妇万分焦虑，极力反对这门亲事。他们甚至动用了各种关系，希望能说服女儿回心转意。然而，女儿的决心已定，谁也无法动摇。 面对女儿的坚持，付林夫妇最终还是妥协了。但他们提出了一个条件：每年春节，女儿必须回北京与他们团聚。毕竟，女婿那边也有父母需要照顾，女儿一个人回来就可以了。 就这样，女儿远嫁台湾，开始了新的生活。虽然两地相隔千里，但她始终记得与父母的承诺。每逢佳节倍思亲，她都会不辞辛苦地踏上回家的旅程。 早年，交通还不够发达，从台湾回北京的路途十分曲折。付林的女儿每次回家，都要先乘飞机抵达香港，再转机飞往北京。虽然舟车劳顿，但为了与父母团聚，她从未言苦。 随着时间的流逝，女儿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为了让父母尽享天伦之乐，她开始带着孩子一起回京过年。刚开始的时候，孩子还在襁褓之中，女儿只能小心翼翼地抱着。渐渐地，孩子长大了，女儿牵着稚子的小手，一起踏上回家的路。 时光荏苒，交通越来越便捷，女儿回京的频率也随之增加。更令人欣喜的是，通讯技术的发展让视频通话成为可能。即便身在远方，付林夫妇也能随时与女儿＂面对面＂交流，仿佛距离不再遥远。 小时候，付林家境贫困，母亲每天辛勤劳作。记得有一次，妈妈劳累了一整天回到家，付林看到母亲疲惫不堪的模样，心中充满了难过。令人感动的是，妈妈看到儿子的眼神后，虽然身体十分疲惫，但依然露出了微笑，轻轻地亲了亲付林的脸，并安慰他说：“孩子，妈妈不累。”这一幕深深烙印在付林的心中，成为了他多年后创作这首歌的灵感来源。 为了推动中国流行音乐的进一步发展，付林于2005年积极推动成立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流行音乐学会。付林曾表示：“自己不是太阳，也不是月亮，更不会光芒万丈，退休不退色，用我夕阳红的光辉去照亮后人。即便是微弱的萤火虫之光，也希望能为孩子们带来一丝光亮。”退休后的付林并没有停止自己的音乐事业，依旧活跃在艺术创作的第一线。 与他早年为孩子们创作《小螺号》时一样，他将唐诗宋词谱曲，把传统的古风元素与现代时尚节奏和音响效果结合，创作出一系列适合孩子们演唱的作品。付林希望这些歌曲不仅能让孩子们喜爱，也能轻松地学会唱，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一堂生动的国学课。 付林的个性鲜明，他从不拘泥于传统，他敢于为新作和新人发声，倡导正义，勇于表态。他曾多次担任“青歌赛”等重要活动的评委，发掘出许多对时代产生深远影响的优秀歌手和演唱家。即使到了晚年，付林依旧不忘创作，且展现出非凡的勇气和创作才华。 2008年，著名的中国艺术报记者丁薇曾专访付林，并发表了题为《付林：改革开放为我的创作插上翅膀》的报道。付林在采访中提到：“我们这一代人只是在流行音乐的前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我们不在风头浪尖，但我们确实做出了自然流露出来的、对传统的反叛与背离。尽管我们没有因此获得更多的回报，但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留下了属于自己的一笔，对此我深感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