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戴望舒留学归来，找到相恋8年的未婚妻，当众甩了一巴掌。数月后，他欢天喜地娶了好友的妹妹，未婚妻则嫁给冰箱推销员。
1927年，江南雨季，戴望舒因政局动荡避居好友施蛰存家。施家，是一座书香之地，沉静中透着文化气息。
施蛰存与戴望舒一文一诗相谈甚欢，施家的一切，都让戴望舒感到安稳，尤其是那个时常低头不语的女子——施绛年。
她走路轻盈，话语不多，却总能让戴望舒分神。饭桌上，她帮他添饭，递茶。偶尔抬头对视，她的眼睛清澈，像是一汪江南水，这样的女子竟像极了他脑海中一直追寻的“丁香姑娘”。
初见便是心动，戴望舒沉不住气，写下第一首《雨巷》，诗里写她：“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施绛年听闻脸微微泛红，可她没说什么只是轻轻地笑了笑。
戴望舒的热情无法收敛。他借口讨论诗歌，与施绛年聊上几句。施绛年不是冷漠，而是谨慎。她的家庭教养让她不敢轻易回应这份炽热。她知道，戴望舒是才子，可她更看重脚踏实地的生活。
1928年，在家人和施蛰存的撮合下，施绛年答应与戴望舒交往，那天戴望舒开心得整夜没睡，几乎所有朋友都知道，这位诗人有了自己的“丁香姑娘”。
他带施绛年参加聚会，为她朗诵诗作。朋友羡慕，连称两人是“才子佳人”。施绛年却始终显得淡然，像是在观察这段感情。
1931年，施绛年提出留学的想法，她说：“学业和事业稳定后，我们才能走向婚姻。”戴望舒犹豫了一阵，还是答应了。
这是爱的考验，他去了法国，临行前他送施绛年一本书，里面夹着一张亲手抄写的《雨巷》。
戴望舒的留学生活并不顺利，语言、学业、生活的压力让他疲惫，但他咬牙坚持，因为脑海中常浮现施绛年的模样。
1935年5月，戴望舒带着满怀的期待回到上海，他去了施家，带着礼物，门开了施绛年站在那里，却不再是他记忆中的模样。她的神情有些复杂，寒暄几句后她对他说：“我有话要说。”
施绛年在他留学期间，与另一男子相恋并已订婚，她说：“等待太长了，我也不知道怎么面对你。”戴望舒愣住，随即情绪爆发：“八年，八年的感情，你就这样放弃了？”
施绛年低头沉默，他怒不可遏一巴掌甩过去，施绛年脸颊顿时红肿，施家的人闻声赶来，场面一片混乱，戴望舒甩下一句：“这婚约，我不要了！”然后转身离开。
离开施家后，他满心愤怒，感觉受到了背叛。几天后，他在报纸上刊登声明，正式解除婚约。消息传开，有的同情戴望舒，觉得他为爱痴情，有的指责他失礼，认为当众打人有失风度。
施绛年很快嫁给了冰箱推销员，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戴望舒的人，但施绛年不做回应。她似乎早已放下，而戴望舒却陷入了更深的痛苦。
施绛年的离开，让戴望舒陷入低谷。他酗酒，消沉，连诗都写不下去。好友穆时英看着心疼，决定帮他解脱。
穆时英说：“望舒你该重新开始了。我妹妹穆丽娟，性子活泼人也懂你，认识一下吧。”
戴望舒开始并不情愿，可第一次见到穆丽娟，她开朗的笑容让他有些动摇，她比他小十二岁，青春洋溢，总是用新鲜的眼光看世界。
她主动问他问题，听他讲文学，这样的陪伴让戴望舒渐渐从阴霾中走出来。
婚后他们住在一个小院子里。日子简单而温暖，戴望舒开始恢复创作，他常把未完成的诗念给穆丽娟听，穆丽娟总是认真点头，她崇拜他的才华，对未来满怀希望。
生活远不止诗情画意。戴望舒沉浸写作，常常一整天不与妻子说话。穆丽娟年轻，想要更多的陪伴和交流，可他常常无视她的期待。争吵慢慢增多，但两人都试图维系这段感情。
1940年，穆丽娟的母亲去世。这本是一件大事，她想回家奔丧，戴望舒却冷冷地说：“现在走，会耽误我的工作安排。”穆丽娟忍着眼泪没有争辩，可内心早已下定决心。
她提出离婚，戴望舒懵了，他开始试图弥补，可一切已经来不及。1940年底，他写下绝命书，试图以自杀挽留。但朋友们及时赶到，把他救下。那时的戴望舒，已经彻底失去了穆丽娟。
1943年，离婚手续正式办妥。穆丽娟带着女儿离开，从此两人再无交集。
离婚后，戴望舒搬到了大同图书印务局工作。这里环境安静，适合写作。他开始试图让生活回到正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杨静。
婚后，杨静生下两个女儿。家庭的温暖让戴望舒短暂地感到安稳。他每天忙于工作和写作，杨静则负责照顾孩子，打理家务。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几年，但矛盾悄然滋生。
杨静的性格直率，戴望舒则沉默内敛。两人常常因琐事发生争吵。年龄的差距，让他们的沟通显得困难。杨静希望丈夫能更多地关心家庭，而戴望舒却始终把精力放在诗稿和书籍上。
1948年，杨静与另一男子开始交往，她坦白后提出离婚。戴望舒大受打击试图挽回，他写信登门道歉，甚至在单位公开表白心意，可这一切都无力回天。
离婚后，戴望舒开始孤独地生活。他的健康每况愈下，创作也逐渐中断。1950年，他因病去世，年仅4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