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戴望舒留学归来,找到相恋8年的未婚妻,当众甩了一巴掌。数月后,他欢天喜地娶了好友的妹妹,未婚妻则嫁给冰箱推销员。
1927年,江南雨季,戴望舒因政局动荡避居好友施蛰存家。施家,是一座书香之地,沉静中透着文化气息。
施蛰存与戴望舒一文一诗相谈甚欢,施家的一切,都让戴望舒感到安稳,尤其是那个时常低头不语的女子——施绛年。
她走路轻盈,话语不多,却总能让戴望舒分神。饭桌上,她帮他添饭,递茶。偶尔抬头对视,她的眼睛清澈,像是一汪江南水,这样的女子竟像极了他脑海中一直追寻的“丁香姑娘”。
初见便是心动,戴望舒沉不住气,写下第一首《雨巷》,诗里写她:“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施绛年听闻脸微微泛红,可她没说什么只是轻轻地笑了笑。
戴望舒的热情无法收敛。他借口讨论诗歌,与施绛年聊上几句。施绛年不是冷漠,而是谨慎。她的家庭教养让她不敢轻易回应这份炽热。她知道,戴望舒是才子,可她更看重脚踏实地的生活。
1928年,在家人和施蛰存的撮合下,施绛年答应与戴望舒交往,那天戴望舒开心得整夜没睡,几乎所有朋友都知道,这位诗人有了自己的“丁香姑娘”。
他带施绛年参加聚会,为她朗诵诗作。朋友羡慕,连称两人是“才子佳人”。施绛年却始终显得淡然,像是在观察这段感情。
1931年,施绛年提出留学的想法,她说:“学业和事业稳定后,我们才能走向婚姻。”戴望舒犹豫了一阵,还是答应了。
这是爱的考验,他去了法国,临行前他送施绛年一本书,里面夹着一张亲手抄写的《雨巷》。
戴望舒的留学生活并不顺利,语言、学业、生活的压力让他疲惫,但他咬牙坚持,因为脑海中常浮现施绛年的模样。
1935年5月,戴望舒带着满怀的期待回到上海,他去了施家,带着礼物,门开了施绛年站在那里,却不再是他记忆中的模样。她的神情有些复杂,寒暄几句后她对他说:“我有话要说。”
施绛年在他留学期间,与另一男子相恋并已订婚,她说:“等待太长了,我也不知道怎么面对你。”戴望舒愣住,随即情绪爆发:“八年,八年的感情,你就这样放弃了?”
施绛年低头沉默,他怒不可遏一巴掌甩过去,施绛年脸颊顿时红肿,施家的人闻声赶来,场面一片混乱,戴望舒甩下一句:“这婚约,我不要了!”然后转身离开。
离开施家后,他满心愤怒,感觉受到了背叛。几天后,他在报纸上刊登声明,正式解除婚约。消息传开,有的同情戴望舒,觉得他为爱痴情,有的指责他失礼,认为当众打人有失风度。
施绛年很快嫁给了冰箱推销员,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戴望舒的人,但施绛年不做回应。她似乎早已放下,而戴望舒却陷入了更深的痛苦。
施绛年的离开,让戴望舒陷入低谷。他酗酒,消沉,连诗都写不下去。好友穆时英看着心疼,决定帮他解脱。
穆时英说:“望舒你该重新开始了。我妹妹穆丽娟,性子活泼人也懂你,认识一下吧。”
戴望舒开始并不情愿,可第一次见到穆丽娟,她开朗的笑容让他有些动摇,她比他小十二岁,青春洋溢,总是用新鲜的眼光看世界。
她主动问他问题,听他讲文学,这样的陪伴让戴望舒渐渐从阴霾中走出来。
婚后他们住在一个小院子里。日子简单而温暖,戴望舒开始恢复创作,他常把未完成的诗念给穆丽娟听,穆丽娟总是认真点头,她崇拜他的才华,对未来满怀希望。
生活远不止诗情画意。戴望舒沉浸写作,常常一整天不与妻子说话。穆丽娟年轻,想要更多的陪伴和交流,可他常常无视她的期待。争吵慢慢增多,但两人都试图维系这段感情。
1940年,穆丽娟的母亲去世。这本是一件大事,她想回家奔丧,戴望舒却冷冷地说:“现在走,会耽误我的工作安排。”穆丽娟忍着眼泪没有争辩,可内心早已下定决心。
她提出离婚,戴望舒懵了,他开始试图弥补,可一切已经来不及。1940年底,他写下绝命书,试图以自杀挽留。但朋友们及时赶到,把他救下。那时的戴望舒,已经彻底失去了穆丽娟。
1943年,离婚手续正式办妥。穆丽娟带着女儿离开,从此两人再无交集。
离婚后,戴望舒搬到了大同图书印务局工作。这里环境安静,适合写作。他开始试图让生活回到正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杨静。
婚后,杨静生下两个女儿。家庭的温暖让戴望舒短暂地感到安稳。他每天忙于工作和写作,杨静则负责照顾孩子,打理家务。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几年,但矛盾悄然滋生。
杨静的性格直率,戴望舒则沉默内敛。两人常常因琐事发生争吵。年龄的差距,让他们的沟通显得困难。杨静希望丈夫能更多地关心家庭,而戴望舒却始终把精力放在诗稿和书籍上。
1948年,杨静与另一男子开始交往,她坦白后提出离婚。戴望舒大受打击试图挽回,他写信登门道歉,甚至在单位公开表白心意,可这一切都无力回天。
离婚后,戴望舒开始孤独地生活。他的健康每况愈下,创作也逐渐中断。1950年,他因病去世,年仅4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