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中央不成文规定：为了保证毛主席的安全，禁止他坐飞机。毛主席多次找空军，要求给他派飞机，刘亚楼总是婉言回绝。 早在解放前，毛主席就已经有过乘坐飞机的经历。1945年8月，当他从延安前往重庆参加谈判时，往返两次都乘坐了美制C-47型运输机。 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和领导人，毛主席对国家空中力量的发展一直保持着高度关注。他深刻认识到空军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多次强调加强空军建设的必要性。在他看来，一个强大的国家必须拥有强大的空中力量，＂没有制空权就没有完全的胜利＂这一军事思想充分体现了他的战略眼光。他不仅关注空军装备的更新换代，还时常过问飞行员培训和航空技术发展等具体问题，显示出对航空事业的远见卓识。 然而，建国初期的中国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和严峻的安全挑战。随着国家领导人安全保障系统的逐步建立，中央办公厅与相关安全部门经过慎重考虑，制定了一项特殊的不成文规定：为了确保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绝对安全，原则上禁止毛主席乘坐飞机出行。 这一规定的出台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一方面，当时国际形势紧张，新中国尚未获得普遍承认，存在各种安全威胁；另一方面，国内航空技术和基础设施正处于发展初期，飞行安全保障能力有限。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最大限度保障国家领导人安全出发，做出限制毛主席乘坐飞机的决定，也就不难理解了。 正是这一不成文规定，导致了毛主席与空军司令刘亚楼之间多次关于乘机问题的交锋。每当毛主席提出要求空军安排飞机时，刘亚楼都不得不婉言回绝，或者请示更高层领导出面劝阻。这不是刘亚楼个人的决定，而是他作为空军最高指挥官必须执行的安全规定。 这种情况在1956年五一节前达到了一个转折点。当时，毛主席打电话给刘亚楼，明确要求安排飞机前往广州。面对领袖的直接要求，刘亚楼陷入了两难境地：既要遵守安全规定，又不能直接拒绝领袖的指示。最终，他不得不委婉地以＂我国的飞机不安全＂为由，试图说服毛主席放弃乘机计划，并请示其他高层领导协助劝阻。 1956年五一节前的那次事件成为了毛主席与安全规定之间博弈的转折点。当时，毛主席明确向空军司令刘亚楼提出要求，希望能够安排飞机前往广州。这一请求让刘亚楼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他既要执行保障国家领导人安全的规定，又面临着领袖直接的指示。权衡再三，刘亚楼还是选择了婉拒主席的要求，并迅速向周恩来总理等高层领导请示，希望能够得到支持，共同劝阻毛主席的乘机计划。 面对反复被拒绝的情况，毛主席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满。作为一国之领，他对空军发展一直给予高度关注和支持，却屡次被阻止亲身体验飞行。他质疑刘亚楼为何如此坚决地阻止他乘坐飞机，这种质疑背后反映的是他对自主决定出行方式的渴望，以及对航空技术的信心。 这场争论背后，实际上涉及更广泛的考量。刘亚楼与其他党内领导人在内部讨论中，担忧的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安全问题。当时国际形势复杂，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西方国家对中国持敌对态度，各种安全威胁不容忽视。领导人乘机出行面临的政治风险和安全隐患，都是他们必须慎重评估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坚持安全第一的原则，希望说服毛主席理解这一特殊规定的必要性。 然而，毛主席的坚决态度最终促使相关部门做出了妥协。在确保万无一失的前提下，空军精心挑选了当时最优秀的飞行员胡萍担任驾驶，并制定了一系列特殊的安保措施。这次飞行成为了建国后毛主席正式乘坐国产飞机的重要尝试。 在飞往广州的旅程中，毛主席表现得十分愉快。他不仅与机组人员亲切交谈，了解飞机的各项性能，还走进驾驶舱，近距离观察飞行员如何操控这一现代化交通工具。这次愉快的体验让毛主席对飞行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他赞叹道飞机确实是好东西，从北京到广州只需三个多小时，这种效率是其他交通方式无法比拟的。 这次成功的飞行经历后，毛主席曾与刘亚楼进行过一次私下交流。在这次谈话中，他表达了从航空视角思考国家发展的新认识，认为站在更高处看问题，能够获得不同的战略思维。同时，他也表示理解安全部门的担忧，认识到作为国家领导人，有时需要牺牲个人便利，以确保国家稳定和安全大局。 在1957年至1958年期间，随着安全措施的完善和航空技术的提升，毛主席获得了更多乘坐飞机的机会。据记录，他乘坐伊尔-14型专机（编号4202）共23次，这架飞机也因此成为了中国航空史上的重要文物，现今仍在中国航空博物馆展出。除此之外，毛主席还乘坐过苏制里-2型、图-104型和伊尔-18型运输机，总计17次飞行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