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为何将日本列为不征之国？ 洪武二十八年，明太祖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掷地有

朱元璋为何将日本列为不征之国？ 洪武二十八年，明太祖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掷地有声地宣布："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在这份被朱家后世奉为圭臬的皇家训诫中，日本与朝鲜、安南等十五国被列为"不征之国"，明令子孙不得擅动刀兵。 可就在诏书墨迹未干之时，东南沿海的渔民仍在倭寇刀下哀嚎，当年出使日本的使臣杨载被斩五人、扣留三月的屈辱犹在眼前，更遑论胡惟庸案中暗通日本的铁证如山。 面对这个屡屡挑衅的东瀛岛国，朱元璋为何宁可将屈辱咽进肚里，也要把日本纳入"不征之国"的名单？ 翻开《明史·日本传》，洪武初年的中日关系堪称一部血泪史。1369年，朱元璋派遣杨载带着"朝则来廷，不则修兵自固"的国书东渡，南朝征西将军怀良亲王却斩杀五位使臣，将大明国书掷于海风之中。 这等奇耻大辱放在任何一个盛世王朝都足以引发灭国之战，可朱元璋竟在暴怒之后，于1371年再度派赵秩出使，甚至以《大统历》相赠示好。 更耐人寻味的是，当胡惟庸案牵出日本僧人如瑶带兵入贡、图谋行刺的惊天阴谋时，这位以铁血著称的洪武皇帝依然按下了复仇的利剑。这般隐忍，绝非懦弱二字可以解释。 细究其中缘由，首当其冲的当属元朝征日的惨痛教训。 忽必烈两次跨海东征，十万大军尽丧飓风的往事犹在眼前，正如《明史》所载："帝得表愠甚，终鉴蒙古之辙，不加兵也。"朱元璋深谙渡海作战的天时地利皆在日方，当年蒙元水师何等强盛，尚且折戟沉沙，何况新立的大明？ 更不必说彼时北元残部仍在漠北虎视眈眈，东南张士诚旧部与倭寇勾连作乱，若再启东征，恐成三面受敌之局。这位从尸山血海中杀出的帝王，比谁都清楚"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道理。 再者，这个放牛娃出身的皇帝的治国方略始终带着浓厚的务实色彩。他在《皇明祖训》中直言不讳："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对于这个出身布衣的皇帝而言，每一粒粮食都要算进户部账簿，每一个兵卒都要用在刀刃上。 日本孤悬海外，即便攻占也难以驻守，反而要耗费巨资维持海上补给，这种赔本买卖自然入不了精打细算的洪武皇帝法眼。更何况当时大明水师尚在草创，剿灭近海倭寇尚且左支右绌，谈何远征？正如日本僧人祖来在密信中分析的："明朝水师剿灭海盗尚且吃力，更遑论远征日本。" 但最根本的原因，或许藏在朱元璋构建的天下秩序之中。 这位农民皇帝骨子里始终保持着小农经济的保守，他将"不征之国"名单上的十五国尽数圈定为岛国或半岛国家，分明是要打造一个以大陆为中心的内向型帝国。 与其说这是对日本的宽宥，不如说是对海洋的畏惧——当郑和的宝船还在蓝玉案的血雨腥风中孕育时，朱元璋早已用海禁政策给大明王朝戴上了陆地的镣铐。这种战略收缩的选择，固然保全了一时安宁，却也埋下了嘉靖年间倭患再起的祸根。 朱元璋的选择透着无奈的智慧。他何尝不想像汉武帝征匈奴那般扬威异域？可元末战乱留下的满目疮痍尚未平复，北元铁骑仍在长城外徘徊，这位开国之君不得不将有限的国力投向更迫切的威胁。正如他在诏书中所言："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当我们在史书中读到明朝水师后来在露梁海痛击日寇的辉煌时，或许更能理解洪武年间这份隐忍背后的深意——不是不敢战，而是不能战；不是不愿征，而是征不如守。这种带着血丝的理性，恰是乱世帝王最难能可贵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