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毛主席最信任的秘书，前途无量的田家英，突然吊死在毛主席的藏书室，消息传开，震惊全国，那么田家英为何突然自杀？这其中究竟有何隐秘？ 1966年5月23日，田家英在“喜福堂”的小院里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清晨。这个小院静谧而孤寂，只有他一个人，周围环境与往常并无异样。田家英的日常似乎与他那天的命运毫无预兆，然而，正是这宁静的午前时光，成了他生命的终结。 当时，田家英的勤务员陈义国正在外面办事，直到中午才回来。按惯例，陈义国走进院子，准备与田家英一起用餐。 然而，他走遍了院中的各个角落，却始终没有找到田家英的身影。他先是大声呼唤了几次，但没有回应。心里有些疑惑的陈义国推测，田家英可能在正房里，于是走了进去，结果依然没有发现他。 不甘心的陈义国接着想到了院子里不远处的图书室。田家英一向喜欢在那里读书，或许他正埋头于书本中。于是，陈义国走向了图书室。到了门口，他试图推开门，却发现门从里面被反锁了。无论他如何用力，门始终无法打开。 陈义国的心中泛起一丝不安，他又试图用喊声唤醒田家英，但回应仍然没有。感到情况不妙的他急忙去寻找开锁的钥匙。当他终于打开门进入时，屋内依然没有人声。陈义国四处搜寻，穿过了几排书架，突然，他停住了脚步，眼中透露出震惊。 在两排书架之间，田家英的尸体静静地悬挂着。他用一根布带将自己与梁柱相连，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此时，田家英年仅44岁，正值壮年。 田家英，原名曾正昌。1940年代末，毛岸英从苏联回到中国。因为在苏联生活多年，毛岸英流利的俄语让他与中文有了些许隔阂，中文表达能力较弱。为了帮助毛岸英更好地适应国内生活，毛主席决定为他找一位中文和历史的老师。 这时，田家英的名字进入了毛主席的视野。田家英此前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关于明末复社人物侯方域的文章，尽管篇幅不长，只有约千字，但其深邃的见解和成熟的文风让人印象深刻。毛主席对这篇文章非常赞赏，决定将田家英引荐为毛岸英的中文老师。 田家英的学识和才情，不仅限于文化教育，还逐渐赢得了毛主席的信任。1948年，随着毛主席工作繁忙，现有的秘书队伍已经无法满足需求，毛主席决定再增一位秘书。 在陈伯达和胡乔木的推荐下，田家英被任命为毛主席的新秘书。然而，与其他秘书不同，田家英的职责并不仅仅局限于文书工作或会议记录，他更多地承担了毛主席私人生活中的管理责任，实质上成了毛主席的“生活秘书”。 作为毛主席的生活秘书，田家英的工作不仅包括行政管理，还要确保毛主席的私人生活井然有序。他的角色更接近于一个“大管家”，无论是毛主席的私人文件还是日常起居，都需要他细心打理。 对于那些投机取巧、玩弄权术的人，田家英始终保持着深深的排斥，尤其是对陈伯达和江青这类人物，态度愈加坚定。 与陈伯达的冲突，实际上源自于二人截然不同的性格和处事方式。解放初期，陈伯达仍然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政治秘书，虽然表面上他以“野鹤闲云”自许，装作不争不抢的文人，但实际上，他早已在心中谋划着如何通过察言观色、迎合领导的意图来提升自己的地位。 为了接近权力，陈伯达多次试图与田家英建立关系，向他打听毛主席的喜好和生活琐事。然而，田家英对这些权谋之举极为反感，他看不起陈伯达这种通过讨好领导获取个人利益的行为，因此始终对他保持距离。两人的关系逐渐恶化，陈伯达也因此对田家英产生了敌意。 田家英的原则和高尚品质让他在职场中显得孤立无援。在一个充满尔虞我诈的政治圈子里，田家英始终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不愿与那些权谋家为伍。 这也让他成为了不少政客眼中的“眼中钉”，尤其是陈伯达，他对田家英的敌视愈加公开。李锐在回忆文章中曾提到，田家英特别看不上那些追名逐利的人，甚至直言陈伯达和江青正是他最大的敌人。 田家英的性格注定了他与那些擅长权谋的政治人物无法和谐相处。正如他自己所说，生命中最大的敌人有两人，一个是陈伯达，一个是江青。 田家英的死，给了这些权力斗争中的人物更多机会，但也预示着权力更迭的无情。戚本禹在田家英去世后迅速填补了这个空缺，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权力人物。然而，戚本禹的辉煌也仅仅持续了短短几年，最终也未能逃脱权力更替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