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3月17日，日宪兵队在筲箕湾码头从一位老太太身上搜出一个“火柴棒”，愤

1944年3月17日，日宪兵队在筲箕湾码头从一位老太太身上搜出一个“火柴棒”，愤怒地问道：“这是哪里来的？” 1944年3月17日的筲箕湾码头，看似平静的海面下暗流涌动。一位60岁的老太太冯氏与邻家少女阿四挎着装满＂药材＂的竹篮，准备坐船离开。这看似寻常的画面，却是香港沦陷时期隐秘抗日力量的一次重要行动。 突然，码头喧嚣起来。一队日本宪兵在警察的配合下展开突击检查，这种检查表面上是维持秩序，实际上常是他们搜刮财物的手段。有人通过塞钱得以通行，一些船只慌忙离岸，宪兵朝海面胡乱射击，整个码头陷入混乱。 冯氏在慌乱中显得异常冷静。她靠在阿四身后，迅速从竹篮里取出几封信件，撕碎后抛入海中。然而，当日本宪兵搜查到她贴身衣物中那支形似＂火柴棒＂的纸卷时，冯氏知道大事不妙。宪兵愤怒地厉声喝问：＂这是哪里来的？＂冯氏默不作声，与阿四一起被押走了。 这支＂火柴棒＂实际上是一份关于日本海军制船所的重要情报，是游击队员伍惠珍刚刚在＂伍记药材铺＂交给冯氏的。伍惠珍特别叮嘱过：＂这个非常重要，要格外小心，搞不好要掉脑袋的。＂冯氏原本将情报藏在衣服夹层中，却仍被宪兵搜出。 这位看似普通的老太太，实际上是香港著名抗日力量＂方姑游击队＂的秘密交通员，也是队长＂方姑＂的母亲。自从女儿在香港组建地下游击队以来，冯氏始终默默跟随保护，成为游击队与各联络点之间最可靠的信使。 在距离筲箕湾不远的坑口海边，方姑正焦急地等待着交通员阿四归来。随着夕阳西沉，她心中的不安越来越强烈。直到夜幕完全降临，船只全部靠岸，仍不见阿四踪影。从坑口归来的船家带来噩耗：在筲箕湾码头，日本兵抓走了两个妇女，一老一少。 方姑，原名孔秀芳，1921年生于香港，是一位瘦弱文雅的年轻女子。香港沦陷前，她是一名普通学校教师。1938年，她被选为香港儿童团总团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日军占领香港后，方姑撤离市区至新界，担任港九抗日游击大队女子队长、干部队长。1943年，她秘密潜回香港，成立市区中队，领导着一支神出鬼没的抗日力量。 方姑的游击队在香港这颗＂东方明珠＂下展开了一场无声的战争：破坏日军交通线，炸毁兵工厂，编印《地下火》散发抗日传单，秘密搜集情报传递给盟军……这支队伍成为日军的心腹之患，被当地居民称为＂抗日女侠＂。而今，母亲冯氏的被捕，将方姑和她的游击队推向了更加危险的境地。 ＂老太婆！你到底是什么人？＂日本宪兵队长拍打桌子，气势汹汹地质问。面对凶神恶煞的拷问，60岁的冯氏抬起头，目光坚定地回答：＂这还用问吗？我是中国人啦！＂这简单而铿锵的回答，是一位母亲对祖国最朴素的爱，也是她留给女儿方姑最后的精神遗产。 从被捕那一刻起，冯氏就反复嘱咐阿四，称彼此互不相识，互不相干。面对日军的严刑拷打，冯氏始终咬紧牙关。日军牵来狼狗对着她嗥叫，企图让她在精神崩溃中泄露情报来源，她只是抱着脑袋缩在墙角，一言不发。即使在上电刑时昏死过去，苏醒后依然保持沉默。 三个人被关在一起时，冯氏对张咏贤和阿四只说了一句话：＂我们进来了，不能再连累外面的人。＂简短的话语中饱含大义。最终，日本海军刑事部以＂间谍罪＂判处冯氏和19岁的张咏贤死刑。1944年6月22日，在香港加路连山的刑场上，这位普通的中国母亲和年轻的女游击队员英勇就义。 得知母亲被捕的消息后，方姑夜不能寐，心如刀绞。游击队员＂大头九＂提出了一个营救计划：利用拘役所后面的沟渠，划一条小艇靠近，从楼上用绳索救下冯氏。方姑听完，本能地握起左轮手枪，毫不犹豫地前往茶果岭。 到达现场后，方姑冷静下来，仔细观察着环境。拘役所门口有岗哨和狼狗，楼上走廊有宪兵来回巡逻。她意识到，营救行动必然会被发现，只能以死相拼。如果失败，将导致整个市区中队被消灭。她扪心自问：以战友们的生命来营救自己的母亲，我有这样的权力吗？思考再三，方姑向＂大头九＂打出＂撤＂的手势，忍痛离开了。 母亲牺牲后，方姑没有流泪，而是将悲痛化为对敌人更加猛烈的进攻。然而，1945年8月13日，三名被捕的游击队员叛变，供出了方姑部队的位置。日军迅速包围了铜锣湾一带，方姑命令队员们紧急转移，自己却来不及逃离。 危急时刻，方姑展现出非凡的智慧。她穿上破旧衣服，用烟灰和油污把脸弄脏，将左轮手枪藏在装有破衣烂布的竹篮下，完美伪装成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宪兵紧张严密地检查着每个过路人，却因厌恶这个＂脏兮兮＂的乞丐而挥手赶走她。方姑就这样在敌人眼皮底下安全突围，乘船前往槟榔湾与队友会合。 8月15日，响亮的军号声和对空射击的枪炮声打破了山村的宁静。大队通讯员挥舞着彩色小旗，奔走高呼：＂小日本投降了！小日本投降了！＂方姑听到这一消息，忍了许久的泪水终于夺眶而出。第二天，她独自一人登上扯旗山，在母亲墓前报告了胜利的喜讯，同时也为无数像母亲一样的抗日英烈默默祭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