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英死刑后杨妞花回应是否会退网##律师说法#
部分公众对受害者的“完美形象”期待，简直是一种病态的刻板偏见。记者对“退网”问题的追问，就像扒着受害者的伤口，希望他们永远停留在悲剧里，成为大众眼中可怜兮兮、需要同情的固定符号。
受害者的尊严不在于永恒扮演悲剧角色，而在于重获对生活的掌控权。记者的追问暗示大众希望杨妞花以悲剧角色定格，而非融入世俗生活。
人们对受害者的想象往往局限于一种“神圣化”的悲剧角色：他们被期待以苦难为唯一叙事，停留在“被拯救者”或“控诉者”的被动位置。受害者需满足纯洁性（如无道德瑕疵）、弱者的身份（如儿童、女性）以及加害者的绝对邪恶性等条件，才能被社会认可为“真正的受害者”。例如，性侵案件中，受害者若曾有饮酒、衣着暴露等行为，往往被归咎为“不完美”，导致舆论对其可信度的质疑。
社会对受害者的期待往往带有戏剧化的道德审判，要求其必须持续呈现脆弱、痛苦的状态，否则便会被质疑动机。例如，伊藤诗织因在镜头前保持微笑、积极生活，被指责“不像受害者”，甚至遭受二次网暴；郑灵华因粉色头发被攻击“不庄重”，最终因不堪压力选择轻生。这些案例显示，公众对受害者的同情往往附加条件：受害者需以“被毁灭”的姿态存在，才能被认可为“真实”的苦难。
尤其在媒体报道中，受害者往往被简化为“善与恶”对立中的单薄形象，其复杂人性与世俗需求被消解。人们愿意为“符合期待的悲剧“落泪，却难以接受受害者通过商业化手段实现经济独立，认为这会玷污其“神圣性”。
每个人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受害者不应该被社会工具化，困在“道德高地”与“现实需求”的夹缝中。她（他）们是人，不是符号，不应该为大众的表达同情的需求买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