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01岁的孙元良在台北寓所对采访者说，淞沪会战国军投入了85个师，由于采用车轮战法，所以被日军来一个师打一个师，这个师残了 （伤亡达三分之二）就用另一个师顶上去。 2005年的一个午后，台北市一栋普通公寓内，101岁的孙元良将军坐在窗边的藤椅上，目光透过窗户望向远方。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却丝毫没有减弱那双眼睛中的神采。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黄埔一期学生，如今已是台湾硕果仅存的抗战元老之一。 ＂那场仗打得太硬了，＂孙元良对面前的采访者说道，声音低沉却清晰，＂淞沪会战国军投入了85个师，几乎是倾国之力。但我们采用了一种最消耗兵力的战法——车轮战。＂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回到了1937年那个血与火的战场：＂日军来一个师，我们就用一个师硬碰硬。这个师残了，伤亡达到三分之二的时候，再用另一个师顶上去。结果是什么？我们的精锐部队一个接一个地消耗殆尽。＂ 这样的坦率反思在孙元良晚年并不常见。他的第五个儿子，演员秦汉（本名孙祥钟）曾回忆说：＂即便是对自己的儿女，他也很少说起过去参与的战事。＂但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这位老将军似乎开始愿意审视那段血腥的历史。 在他的著作《亿万光年中的一瞬》中，孙元良很少提及自己在战场上的决断与抉择。然而，在这次难得的谈话中，他详细描述了淞沪会战的残酷现实：＂我当时指挥的88师是德械部队，配备了捷克式轻机枪324挺，马克沁重机枪87挺，还有各种火炮。即使这样装备精良的部队，在面对日军的坦克、飞机时，也只能靠血肉之躯去抵挡。＂ ＂25万将士的牺牲，＂他的声音微微颤抖，＂这个数字背后是多少家庭的破碎？一个师三分之二的伤亡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满编一万多人的师，战后只剩下三四千人，有些甚至只剩下两三千人。＂ 窗外的阳光洒在老人微微发抖的手上，那双曾经握过枪、发布过无数军令的手如今布满了老人斑。＂我们拼尽全力，只为拖住日军，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的抗战决心。＂他叹了口气，＂那时的我们别无选择。＂ 采访者小心翼翼地问及他对＂飞将军＂绰号的看法，孙元良只是微微摇头：＂历史自有公论。我只想说，在那样的战场上，每个人都面临着无法想象的选择。＂ 这次采访后不久，2007年，103岁的孙元良在台北与世长辞，带着他对那段历史的全部记忆与思考离开了人世。 沿着孙元良的回忆，我们需要回到1937年那个烽火连天的上海。8月13日下午，在闸北区八字桥，88师的易谨营长果断打响了淞沪会战的第一枪。当时，孙元良面临的是一个重大军事抉择：是按照上级命令在真如车站待命，还是冒险向前推进？ ＂真如是一马平川，更有利于日寇火力发挥，＂孙元良当年判断，＂如果在此作战，我军伤亡必然增加。＂他当机立断，向先头部队262旅下达命令：＂快速向闸北地区挺进，抢占火车站、宝山路、八字桥一线。＂ 这个决定被后来的战场形势证明是正确的，但接下来的战斗却异常惨烈。作为88师主攻部队的264旅，在黄梅兴旅长的带领下向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发起了猛烈攻击。日军的＂坚固堡垒＂不是虚名，它由0.8米厚的钢筋混凝土浇筑而成，楼顶设有多处瞭望台，配备火炮居高临下扼守四方。 8月14日的总攻中，黄梅兴旅长在战场前沿指挥部队侧翼展开进攻时，一枚迫击炮弹在他身边爆炸，这位40岁的将军当场壮烈牺牲，成为淞沪会战中我方牺牲的第一位高级将领。仅这一天，264旅就有一千多名官兵永远地留在了战场上。 9月15日，孙元良指挥的88师在苏州河畔创造了一次辉煌战果。当日寇第三师团第六十八联队试图强渡苏州河时，孙元良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战术。河对岸的88师阵地陷入沉寂，无论日寇架桥还是摆渡，都毫无动静。当大批日军踏上渡桥接近对岸时，中国军队突然火力全开，各种炮火向正在渡河的日寇倾泻而去。 ＂苏州河化为血河＂，参战老兵这样形容当时的场景。日军两个中队近700人几乎全军覆没，成功登上对岸的仅有27人，很快就被全部击毙。 然而，10月25日，随着大场阵地的失守和朱耀华师长的自杀殉国，我军防线开始崩溃。战区副长官顾祝同有意将88师留在闸北区进行游击战，孙元良坦言：＂从军事角度讲，此举徒作无谓牺牲。＂ 经过一番权衡，孙元良做出了一个将被历史铭记的决定：以524团一营为主，扩编为一个加强营，由团附谢晋元担任总指挥，扼守四行仓库。这支被称为＂八百壮士＂的队伍，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军人的坚韧不屈。 然而，在南京保卫战中，孙元良的表现却大相径庭。1937年12月12日，当中华门失守时，孙元良丢下部队消失得无影无踪，而88师数千官兵却因指挥混乱而被打散。从此，＂飞将军＂的绰号伴随他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