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江西省找到一个男孩，被认为是贺子珍的儿子。可正当贺子珍以为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孩子时，南京却传来消息，称该男孩的亲生父母另有他人。 1934年，朱胜苔夫妇在江西瑞金的一个小村庄朱坊村，意外成为了一个两岁男孩的养父母。这个男孩被红军的一名乡干部和两名战士带到他们家，请求他们暂时照顾。朱胜苔和他的妻子黄月英，一个四孩之母，毫不犹豫地接纳了这个孩子，并给他取名为朱道来。 朱道来的童年在朱胜苔家中度过，他和其他四个孩子一起长大，表现出极高的智慧和懂事。他的学业成绩优异，深受养父母的喜爱和期望。然而，尽管朱胜苔夫妇一直希望朱道来的亲生父母能够归来接他，但他们等待了将近19年。 1953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寻找在红军时期寄养孩子的革命干部和战士的决议。朱家本以为朱道来的父母已经在战争中牺牲，但意外地，一位来自南京的中年妇女朱月倩找到了朱家，声称朱道来是她与已故丈夫霍步青的儿子。霍步青曾是红军学校政治部宣传部长，战争中遗留下他们的孩子。朱月倩经过多年的搜索，最终通过瑞金县民政部门找到了朱家。 在经历了一番情感纠结后，朱胜苔和黄月英虽然不舍，但最终同意让朱道来与其亲生母亲重聚。他们的生活虽然回归了平静，但朱道来的离去留给他们深深的思念。 同年，中央政府为了寻找其他失散的革命子女，发布了寻亲文件，其中特别提到了毛岸红的名字。毛岸红是毛主席与贺子珍的孩子，也曾在江西瑞金的难得的休养时期与父母共度时光。毛主席的六个孩子中，只有毛岸红是在父母身边成长的，但随着红军的再次转移，他被迫与父母分离，并由毛泽覃和贺怡照顾。 然而，在一次战斗中，毛泽覃牺牲，毛岸红的去向成了一个谜。在解放后，虽然政府派出了许多人在瑞金和周边地区进行搜寻，但仍无法找到毛岸红的确切消息。 1953年，随着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寻找失散子女的决议，江西省民政厅优抚处的王家珍干部被赋予了一项紧迫的使命：在瑞金地区寻找名为“毛毛”的孩子，这是毛主席和贺子珍失散多年的儿子。王家珍的任务不仅重要而且充满挑战，因为此前的搜索已多次失败。 王家珍在瑞金及周边地区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她联系了多个村庄的乡政府和当地居民，试图找到任何可能的线索。几天的努力似乎都未能带来突破，直到她在一个偶然的会面中，从两位农民工那里听说了朱胜苔这个名字。这位农民提到朱胜苔曾在多年前收养过一名红军的孩子，这条信息让王家珍怀着希望前往朱坊村。 到达朱胜苔家后，王家珍了解到那名孩子，朱道来，不久前已被其亲生母亲接走。这一消息让王家珍既惊讶又困惑，因为根据描述，朱道来的特征与毛毛极为相似。王家珍决定进一步调查，她将朱道来的详细信息发给了贺子珍审查。 贺子珍对比了多个细节后，强烈感觉到朱道来可能就是她失散多年的儿子毛毛。贺子珍请求王家珍帮助将朱道来带到她面前，以便确认。在南京，当贺子珍和朱道来面对面时，她被眼前年轻人的面容所触动，深感这就是她多年失散的儿子。 朱道来的特征与年轻时的毛主席极为相似，这进一步加深了贺子珍的信念。此外，据黄月英回忆，朱道来在被送来时所穿的小棉袄是特别为他新缝制的，这件小棉袄的存在，对贺子珍来说是与儿子相认的重要线索。 贺子珍和朱月倩，两位革命时期的女战士，都声称朱道来是自己的儿子。贺子珍甚至将朱道来带至医院进行血型测试，尽管当时的技术无法提供确切的亲子鉴定，但两人血型相同的结果被视为一个重要线索。尽管如此，此证据并不足以平息争议。 赵尚志，华东局的一位负责人，被分配来处理这一敏感且复杂的问题。他的调查很快确认了毛主席夫妇当年将孩子托付的情况。尽管有许多见证人证实了这一点，朱月倩关于其子的陈述也被证实为事实。 在红军时期，许多家庭为了安全，将自己的子女寄养给了乡村中的老乡。随着调查的深入，朱道来的身份逐渐倾向于朱月倩的陈述，因为关于毛泽覃将孩子送到何处的具体细节一直无人知晓，而朱月倩对此却有确切的记录。 赵尚志面临的挑战是处理两方面的证据和见证，他尽可能避免做出草率的结论。在深入调查和征求多方意见后，他把情况上报到了中央组织部，以寻求最终的解决方案。 朱道来的情况最终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他被接到北京，并受到了多位老一辈领导人的热情接待。毛主席在听取了所有的调查结果后，作出了决定：“把他交给人民吧！无论他的父母是谁，终究都是革命的后代。”这一决定旨在尊重所有当事人的感情，避免任何一方受到伤害。 朱道来随后被安排在北京生活，并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帅孟奇负责照顾。他先后进入南二附中就读，后被录取进入清华大学。毕业后，他加入了国防科研单位，贡献自己的力量于祖国的建设。不幸的是，朱道来在1971年被诊断出患有肝癌，同年去世，年仅3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