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款战略隐形轰炸机的起源：理解战略、官僚机构、政治和技术之间的互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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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形轰炸机成为可能
随着较小型隐形攻击机——Senior Trend——的研发逐步推进，下一个技术难题便是如何在确保大型轰炸机适航性的前提下将隐形技术应用于轰炸机。在这方面，洛克希德通过继续其“B型变体”研究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然而，洛克希德以及当时的任何人都未曾料到，一个鲜为人知的由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和诺斯罗普合作推动的计划——代号为 Tacit Blue，其起源可追溯到1973年，将在后来的隐形轰炸机竞赛中发挥关键作用。
1973年夏季，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局长斯蒂芬·卢卡西克和国防核机构主任杰克·罗森格伦共同发起了“长期研发规划计划”（LRRDPP）。该计划旨在寻找对抗在数量上占优势的苏联的常规冲突解决方案，其目标是“识别并明确必须开发的那些技术，以便为国家指挥当局提供应对苏联有限侵略的多种选择，从而替代大规模核报复。”
更具体地说，长期研发规划计划旨在通过着眼常规技术和战略，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或将冲突控制在不触及核门槛的范围内。虽然这一计划并未明说，但富尔达缺口正是其背后主要的驱动力。
经过两年的调查研究，该计划的成果于1975年2月发布。尽管提出了诸多建议，其中最具深远意义的建议是呼吁美国研制“近零失误、非核武器……作为大规模核毁灭的替代方案”。为证明这一建议的合理性，作者指出：
如果美国军队能够实施高效打击且附带损害低（即精准武器）的攻击，便能为国家指挥当局提供应对苏联有限侵略的多种选择，而这些选择在其他情况下是不可能获得的；这种能力的效果首先在于威慑有限侵略，因为美国采取此类攻击所展现的反应可信度远高于那种必将导致数百万平民丧生的常规回应。
在他们看来，拥有“低附带损害、近零失误”的武器将改变双方在决策时的权衡逻辑：在面临压力时，美国将更愿意动用这类武器，而苏联则会因担心其部队被歼灭而选择克制。
然而，为了使这类武器发挥效能，作者认识到，首要前提是必须先定位目标——而这一问题在后续众多DARPA计划中均占据了显著位置。
针对长期研发规划计划提出的建议，DARPA于1975年启动了一个后续项目，名为“综合目标获取与打击系统”。该项目的目标是确定一些技术，这些技术能够利用空中侦察来引导携带末段制导子母弹的远程导弹，对敌后深处的装甲目标实施打击。同长期研发规划计划一样，该项目也深受富尔达缺口情景的驱动。人们认为，如果能够在敌军到达战斗区域前沿之前侦测并拦截苏联部队，美国和北约部队便能够抵消其数量上的优势。为此，“综合目标获取与打击系统”项目建议将包括情报、监视与侦察（ISR）、打击手段（导弹及子母弹）和指挥控制等各项能力整合为一个有机的系统。然而，由于这些能力和任务分散于不同军种，“国防部内没有哪个部门是从系统的角度来应对这一挑战的”。开发使这一系统运行的技术本已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让各部门在DARPA赞助的项目中协同作战更是雪上加霜。若DARPA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寻求外部帮助。
为促进在常规战争中战胜苏联的国防理念，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于1976年委托开展一项题为“针对华约进攻的常规反制力量”的国防科学委员会研究。该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探讨“如何提升北约部队在中欧应对华约进攻时的非核陆战能力”。虽然这项研究并非直接受长期研发规划计划或“综合目标获取与打击系统”概念的驱动，但其建议对上述两个计划均大有裨益。其中，特别建议国防部长在国防部内部设立“一个专门负责开发该系统的协调机构”，以整合ISR传感器、战场管理能力和武器系统，这一建议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国防科学委员会报告发布约一年半后，新任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和他的国防研究与工程局局长威廉·佩里于1978年8月创立了“突袭破敌”计划，并将DARPA置于该计划的主导地位。
到DARPA正式被指定为国防部“突袭破敌”计划的领导机构时，“综合目标获取与打击系统”项目团队已经完成了大量必要的概念和技术开发工作。其中一个研发方向——关于能够保证生存性强的情报、监视与侦察平台的技术工作——后来被证明对隐形技术的发展尤为关键。该项目便是战场监视飞机试验项目（BSAX）。
BSAX的构想是一款低可探测的ISR平台，能够在敌方领土附近盘旋，并利用低截获概率雷达定位敌方目标。一旦完成目标侦测，BSAX将把敌方位置信息传输给战场网络，以便调动相应兵力对目标进行精确打击。由于DARPA当时正与休斯飞机公司合作研制名为 Pave Mover 的雷达，该雷达项目拥有与BSAX所期望特性相似的技术，因此，休斯成为了开发BSAX雷达的自然选择。
然而，DARPA之所以决定由诺斯罗普承研搭载新雷达的低可探测飞机，还有另一原因。在BSAX项目启动前几个月，诺斯罗普在XST竞赛中以微弱差距失利，且当时没有其他隐形项目在手；若照此发展，洛克希德便有可能在隐形技术领域形成垄断。出于对隐形领域竞争不足以及“保留诺斯罗普既有技术优势”的考虑，DARPA将BSAX设计研究合同以单一来源的方式授予了诺斯罗普。
与XST项目不同，BSAX的任务要求其设计不仅要防止正面和尾部被探测，更需规避敌方雷达对飞机侧面的侦测——而飞机侧面是当其沿敌境巡航时最大、最易被探测的部位。面对这一设计难题，诺斯罗普工程师发现，通过采用曲线造型而非传统棱面造型，不仅能使飞机最大横截面对雷达更为隐蔽，同时还能增加机体容积而不影响隐形特性。与洛克希德使用棱面设计取得XST竞赛胜利的方案相比，诺斯罗普采用的弧形边缘设计使飞机在气动性能上更加稳定高效。
基于诺斯罗普在BSAX飞机设计研究中展现的潜力，以及为了防止洛克希德在隐形技术领域形成垄断，1978年4月，美国空军和DARPA将制造一架可飞行原型机的单一来源合同授予了诺斯罗普。该项目代号为 Tacit Blue。
虽然 Tacit Blue 的任务与BSAX项目最初的目标一致——即研制一款具备生存能力、搭载先进雷达监视系统以定位敌后目标的飞机——但其通过曲线造型实现生存性的做法，正是 DARPA 领导层在1976年末阻止洛克希德垄断隐形技术时所希望看到的技术突破。诺斯罗普发现，采用曲线边缘设计能够实现“全方位隐形”并兼顾气动效率，这一发现最终促使诺斯罗普于1979年受邀参加隐形轰炸机竞赛，并最终赢得了竞赛的胜利。
结论
在回顾本文所涉及的时期时，威廉·佩里指出：“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优势已经从飞机——从进攻端——转移到防御端，从飞机本身转移到了对抗飞机的防御系统……而低可探测技术，也就是隐形技术，其作用便是将这种优势重新转回到飞机这一边。”
因此，尽管1970年代初人们对战略轰炸机未来效用抱有严重疑虑，但隐形技术的问世为战略轰炸机注入了全新的生命力。就在美国空军希望将一款全新轰炸机投入生产的梦想因卡特总统取消B-1而破灭仅一年多之后，Have Blue和Tacit Blue项目所取得的成功——这些项目正是源自本文所述的诸多战略与技术努力——使得卡特确信隐形轰炸机是完全可能实现的。
在1978年秋天，在总统的支持下启动的先进战略穿透飞机（ASPA）计划——一个高度机密、战略性的隐形轰炸机研发项目——成为空军确保核三位一体中那具备穿透能力的空中力量持续有效的最佳筹码。
在随后的几年中，空军主持了一场诺斯罗普与洛克希德之间的高风险竞赛，目标是打造世界上第一架具备远程、高载荷、并能突破敌方防御的隐形轰炸机。至于诺斯罗普最终如何被选中开发和生产后来被称为先进技术轰炸机（ATB），即B-2幽灵的完整过程，篇幅所限，难以在此尽述。尽管如此，诺斯罗普和洛克希德各自提出的方案都具有相当的价值，而这些方案毫不意外地都源自它们在Tacit Blue和Have Blue研发项目中的工作成果。各自的方案都有其优点，但最终只有一个能够获胜。
本文讨论了隐形技术的发展对于美国核战略和军事航空的重要性。尽管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出于政治动机决定复活B-1轰炸机，但如果没有本文所探讨的隐形技术的发展，核三位一体中具备穿透能力的空基力量是否还能存在于今日，尚难以确定。隐形技术最初由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为解决战略需求而推动，如今已成为所有美国作战飞机设计中的基础设计特征。最新的隐形轰炸机B-21“突袭者”于2022年12月2日公开亮相，毫无疑问地证明了本文所探讨的革命性工作。
